文\贤宗

　　我的剃度师，上妙下果老法师圆寂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我的第一感觉是时间停顿、四野空茫。

　　支提香海路漫漫，

　　噩耗传来泪飞弹，

　　蔼蔼园音犹在耳，

　　深恩未报满惭颜，

　　我既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面对这件事情，更不相信这一恻然在耳的噩耗。我的心中只是不断浮现起师父与我们在一起的画面。在这些画面中，他总是那么的慈悲，那么的稳健，那么的悦尔清香。我记得他笑的时候特别好看。在这些记忆的画面中，他是不死的，或者说，只要我的心在此一刻，他也就长存着，每一天、每一夜。

　　这几天，在我为师父准备悼念活动的过程中，往日的岁月更是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我的脑际，没有哪一次，我想到他、想到曾经相处的伙伴们，不是先感觉到温馨与甜蜜，尔后却又为物是人非和以往之不鉴而感到一丝暝漠的悲哀。

　　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育，早知道这世间是一片苦海，早知道一切色法都不究竟、流动不居，就好像我早知道师父在他的晚年缠绵病榻，一定非常凄苦。然而面对生死，我的情感终于决堤，无法自持。正像王羲之在千年前所说的：“死生亦大矣……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我转而想到，若没有师父的引领，我何以能够亲近佛陀，闻听佛法之奥妙呢？而今，这个带领我登堂入室的人离我远去，无疑如同宣告了今后的我，在佛学的领域中，成为一个孤儿。

　　一个老人摸着一个孩子的头，慈爱地看着他，在月光下给他讲经，给他炖汤、送药……每每想起这些不可复制、一去无返的画面，我都不能不泪湿枕巾。

　　那些如梦如幻的少年时光，纯美如斯，洁净如斯。明月当头，凭窗而望，我多么希望那遥远的星空能将时光唤回，能让师父重生呢！

　　我记得自己是在十三岁的时候，在悟隆法师(我师父的老同参)和老陈(师父皈依弟子，得力帮手，陈石文老居士)的带领下由从福州市鼓山涌泉寺来到宁德市支提山华严寺(以下简称支提寺)的。那一天我是怎么样的心情，自己也已经不记得了，多半是因为腼腆怕生，并没有说话。但是当我知道，从此我有了妙果法师做自己的师父，还有了好多好多比我稍大的、善良活泼的师兄以后，心里还是默默地感到非常开心。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了家，有了归宿。那种感觉，很安宁，很好。

　　我和师父，和支提寺的小伙伴们一起度过了在体力上可说非常辛苦，但是从心理上却非常满足、快乐的一段时光。

　　当时的支提寺住了一百多位出家师父。要知道，在八十年代初期，福建省只有三个寺院可以收出家人，鼓山涌泉寺、雪峰寺、还有支提寺。当时寺里的僧众之多，回想起来还总是觉得非常得热闹有趣。

　　当时寺里的小伙伴们有：兴弟、杨柏(贤严)、进祥(贤淳)、昙关(明海)、贤觉、贤融、慧照等。除了贤融比我大5、6岁外，余者最大不超过我三岁，我最小。

　　这些小伙伴有的已经受戒出了家，有的并没有，他们穿各式各样的衣服，着俗服的有，穿僧服的也有，但是在师父眼中，只要在支提寺，总是一样地对待。并不会因为你的信仰，更不会因为衣服的差别而另眼相看。师父在这一点上对我的影响很大：现在，总是有人会问我，香海禅寺是不是欢迎无宗教信仰者或者信仰不同的人？每当被问及这个问题，师父无差别地爱我们这些小孩的情景就会浮现在我的脑里。他以自己的行为开示着我，从人性的角度，并没有信仰的差别。法门无边，一切愿意来香海学习的甚至是提出异议的人，我们都欢迎他。

　　在这些小伙伴中，有一个叫兴弟的孩子，和我年纪差不多，也特别要好。他是贤融法师的弟弟，当时没有出家，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出家了没有。我记得他高高的，黑而且瘦。力气很大，做事非常卖力，但是讲话不多，有一点内向。我喜欢和兴弟去摘板栗，我们会摘好多好多的板栗，晚上煮好了就请大家吃，板栗香甜可口，大家吃了都是那么高兴。兴弟什么都懂，他还教我摘了山上的白猕猴桃以后用稻谷壳去捂盖它，因为谷壳会发热，过几天就能把猕猴桃催熟，捂得又香又软，我至今想起猕猴桃的味道来还会流口水。我觉得兴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我就愿意跟在他的后面，跟他学做事，他也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知识。

　　还有昙关，我记得有一次和他一起去山上砍柴，路上发现一颗小小的杨梅树，它个头不大，但是满树果实累累，触目一片深红，煞是好看。我们真是开心得不得了，爬上树去，把树上的好梅子都吃了。吃得肚子胀得像蜜蜂一样，牙齿也都酸倒了，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连饭也嚼不动了。

　　除了这些天真一片的小伙伴们，我的师兄贤清师(昌根师或号田头师)和我特别有缘。他虽说在辈分上是我的师兄，但年龄却要大我20岁，他是个虔诚的老修行。前年，我听说他在拜《华严经》，一字一拜，拜了六年。他除了礼佛特别虔诚以外，学识也很好，又愿意和我这个小孩子一起分享他所知道的东西。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一到下雨不用出工的时候，我就往他的房间跑，听他讲佛经故事和高僧大德的故事。我从小就喜欢和见识高远的长者在一起，我特别地崇拜他，也特别崇拜他所讲到的故事中的古代大德。

　　我当时在支提寺的住处是在寺院西面最偏僻的屋子的二楼。那栋楼的一楼经常放一些快要死去的人。那栋楼在我的印象里安静地出奇，而且很阴暗，年代也已经很久了。我刚住在那里的时候，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有点不安。我每天劳动完回房，再累也要坚持念完《普门品》、《金刚经》，礼佛一百零八拜才肯休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感到害怕了，但是对于佛陀的敬仰之心却在这段时间里更加深了，每天都在早上三点时起来上早殿。

　　我在那个房间里住着，曾经模糊地想过死的问题。自我听说楼下放着那些快要死的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死亡离我真的好近啊。哪天我一不小心就会生病，如果治不好，就会被搬到楼下不是吗？而那些曾经在我面前谈笑风生的长者有一天居然就会突然地离开我，我真的觉得很难接受。有的时候，我一想到自己或者与自己亲近的人死后的样子，就感到毛发竖立，直打寒噤。那时，我曾经很多次想问师父，死亡究竟是什么？死后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但是我都忍住了。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少年时期，死亡好像如同是一个内心隐秘的禁忌，我仿佛觉得，哪怕是提起这个词，或者是在书上看见这个词都是十分可怕的。它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我想要了解它，又那么地害怕它。只有在念佛的时候，我才能够感到清净、自在，感到自己住在当下，无所畏惧。

　　后来，我读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说，一个小和尚问自己的师父：“死亡什么呢？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呢？”他的师父没有回答他，只是敲了敲装有尸体的棺木。几十年以后，一直到老和尚圆寂以后，原来的小和尚变成了老和尚。当他再被自己的徒弟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才真正知道师父当年敲击棺木的意思：死亡是彼岸，它是我们这些在此岸的人所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而真正有权利对这一问题说些什么的人，却永远地沉默了。因此，它是一个永恒的谜题。我好想知道，现在师父在彼岸世界过得怎么样，好想把他唤醒，问问他现在快乐不快乐。因为慈悲如他，一定会给我，给一切在此岸的迷途者以恳切的解答。可是，随着我无数次的呼唤都落了空，我才开始相信，这个曾经我发誓要结草衔环来报答他的人，已经以他的沉默、以四围的空寂给了我最好的答案。

　　尽管如此，师父在我的记忆中却仍旧是那么行云流水的样子。他走起路来很轻很轻，那么好看，步履声又那么好听。他总是自在从容，不紧不慢的样子。他慈悲，却从来不用言说自己的慈悲。那种由内而外的宁静与慈祥，是只消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的。这种真的淳朴和良善是任何精于表演的伪善者所无法达成的。他用自己的修行感染别人，这种行动上的感染力胜于一切妙若莲花的言辞。

　　师父平常教我们的修行也总是在劳动之中的。他不喜欢声教言令，而总是善于行不言之教。他的很多思想都浸透在他的行动中，渗透在他平常的生活中。回想我们在支提山的短暂时光，尽管当时师父已近晚年，但为了让古刹重光，他仍旧积极地带领大家重修道场，而且还和大家一起开荒造田，栽树种茶。

　　支提山海拨1084米。我记忆很深的是，在重修大殿的时候，山上需要浇水泥，但是没有沙，我们都要到山下去挑，也要到河里去洗沙石。我们背着空筐，从山上走到山下挑沙，开始的时候还很欣喜，看着沿路的风景，甚至还在心里唱着歌。但是等我们又从山下挑着沉重的沙走到山上时，二十斤的沙似乎有二百斤重。45度的斜坡，我们来回走一趟，就需要整整一天。这样打一次来回，我的腿肚子会疼一周。第二天一走路，腿就不停地哆嗦，像抽筋一样。只有用带子把腿紧紧地绑住，疼痛才能稍微得到缓释。从那个时候，我才理解红军长征时为什么要把用带子绑腿的缘故。

　　当然，劳动也不总是辛苦的，在那时年轻的我看来，劳动常常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在劳动中认识了各色各样的人，也学会了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寺里请了一个油漆匠漆大殿，让我们几个小孩帮他干活。刷油漆，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多么新奇而幸福的事情啊。那个油漆匠不仅干活细致，而且平和又有耐心，他慢慢教我们如何兑色，如何补凹坑，如何刷才均匀。我们在一边看他示范的时候，觉得他是那么的厉害，能够把原本脏脏的地方粉饰一新，简直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因此，我们都特别服他。我们跟他去宁德城关天王寺买了油漆以后，都以小油漆师傅的身份帮他们来漆大殿。几天以后，我们自己简直都不能相信，原本已经斑驳的大殿经过重新油漆，竟然会那么的美丽。庙里的那些老人家们也都赞叹我们这些小师父们很了不起，我为此还自豪过好长一段时间。

　　还有一次，我们为了修建寺宇，需要开山开公路，把大悟室那里的木材运到寺里来。我们第一次开山开路，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拖拉机在大山之中的轰鸣的声，我们这些小孩子激动得不得了，仿佛是自己成就了多么伟大的业绩一样。

　　每次我在山上干完活，在绿树青山之间眺望远方，都能够确切地感到自己的存在，感到我与青山的对接，那种感觉，真是无限曼妙；当清风拂面，明月朗照，我更加感到生命的无限充实。我想，若我一生都能够住在那里，和师父、伙伴们在一起生活、修行，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为了能够自给自足，续佛慧命，我们整个支提寺就整编为一个生产队。我们每天出去干活，我当时劳动一天可得六工分。

　　我们在田里进行割水稻比赛，到山沟里去种香菇，去帮着除草、做饭，这一切在当时看来似乎只是寻常之事的断片，到了今天，却成为了记忆中最珍贵的部分。现在每当听到“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的佛歌时，那些关于耕作生活的记忆都会被无限地调动起来，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一起劳动、一起修行的小伙伴们，又看到了慈爱的师父。

　　那时，每当我们去工地干活，师父总是很心疼我们，会炖龙眼汤拿来工地给我们喝。每次只要有居士上山，拿给他好吃的，他就会喊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吃。我觉得他真像我的父亲。如果说是父母给了我生命，那么正是师父给我以慧命的。

　　到了1984年，福建佛学院开始招生的时候，我们支提寺的所有小孩都准备去报考。当时我们的复习提纲是由读过培训班的大师兄贤融法师写的。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每天都认真地背书、学习。当时的考试科目有语文、历史、地理、佛学、法律、时政要闻等等。大家好像都瞬时长大了，特别刻苦、特别努力。当时，真正考上佛学院的有三位同学，我是其中之一。后来，其他的孩子们也都通过师父戒兄圆拙老法师(曾经是弘一法师待者)的帮助，去学校读书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怀着各自的梦想，也背负着师父的期望走出了青山。我们好似是一串散开的珍珠一般，随着时间的推移，散落在了中国，甚至是世界上的各个地方。而师父则好像是串起我们的那一根线，不管时间怎样流逝，空间怎样变化，他都存在于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间。

　　有人说，风筝若要飞得远，手中之线不可不见。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感恩之心，那么无论有多么大的才能，最终也是不能够高飞的。而我们的线就在绿树掩映的支提山中，就在妙果师父恒久灿烂的微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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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果老法师生平

　　妙果老法师法名禅师，字妙果，1926年1月出生，福建周宁马坑乡人。1953年于闽候雪峰崇圣寺礼明香法师披剃出家，1954年到江西永修云居山虚云老和尚参诣禅理。同年三月赴南京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1955年徒湖北武汉洪山宝通寺参学。1956年就学于中国佛教学院学习一年。嗣后，到宁德支提山于大悟室结茅潜修。1958年奉调支提山华严寺任监院，都监、住持至今。

　　八十年代以来，被推举为中国佛教协会第四、第五、第六届理事，福建省佛教协会历届副秘书长，副会长、顾问、原宁德地区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原宁德市佛教协会会长、名誉会长、政协福建省第六届委员，原宁德市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原宁德市第二届、第三届政协常委，原宁德市第一届、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80年出席北京佛协代表会议，83年第二次出席北京佛协理事会议。

　　妙果老法师於上世纪五十年代，入主支提法席，戒行精严，道心坚固、事佛以诚、接众以恩、殚精竭虑、重振宗风。在十年浩劫中，他无私无畏、卫扶伽蓝，僧装不易，梵音不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批历史珍贵文物。他面对山高水冷，扬长避短，率先垂范，领众开荒造田，在四十多亩的山地上栽茶种粮、获得粮丰茶茂的硕果，为聚众安僧，提供物质基础，在七千多亩的山地里造林护林、育成郁郁葱葱的林海，装点了支提的山川严窟。拨乱在以来，身教言传，闻思修并举。造就了一代新人，有三十多位从被誉称“佛子摇篮”培养出的中青年僧人，有的已在国内名山大寺或佛教院校任职，有的往海外从事弘法事业。他目睹“文革”时期佛像被毁殆尽和殿宇年久失修，残陋不全的情景，不顾年迈，四处奔波，仗凭众力，重修殿堂再造金身，用紫铜铸造天冠菩萨一千尊，妙相庄严叹未曾有。使这所名山名蓝再现昔日的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