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永信

　　立这个题目，缘起于1995年9月份“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庆典法会”。因为庆典法会中有一项“国际禅文化研究讨论会”活动，是我们少林寺委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承办的，于是，来了国内外一百多名佛教学术界著名人士，比如周绍良老居士、吴立民教授、黄心川教授等前辈，欢聚少林寺，盛况空前。由于这个机会，我身为主人，与学者们有了广泛的接触。以后，通过合作编辑论文集、资助学术机构、赠《大藏经》等活动，与学术界便有了进一步的相互理解。过去我们总认为：佛教的主体是出家众，居士是大护法。通过与学术界的交往，使我认识到：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是一支很重要的护法力量。尽管大部分学者不是佛教徒，但整体来说，他们都是非常关护佛教的发展。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其主办的《佛教研究》学术杂志上，还专门开辟“佛教与现代化”栏目，讨论佛教前途和命运。这些关护佛教的炽热之心，是非常让人感动的。对于我们出家人来说，也是有力的鼓舞和促进。

　　我想说明的是，目前的佛教界与学术界，总的说来，相互之间还是不很了解，甚至还有误解。学者有个方便之处，有什么想法，可以写出来，大家都能看到。佛教徒则少有这个方便，他们大多在日常修持上用功，注重受用，所以，学者们也难得听到佛教徒的真实想法。为了讲述方便，我对本文使用的“信徒”和“学者”两个名称的含义说明如下：“信徒”指皈依三宝的信众，包括僧人、居士，“学者”指没有皈依三宝的研究佛教的学者。僧人学者如台湾印顺法师、居士学者如欧阳竟无居士，他们归入“信徒”，不归在“学者”。

　　信仰佛教的信徒与尚未信仰佛教的学者，还是有些区别的。信徒入信佛教，相信因缘果报、六道轮回，相信皈依三宝，通过学佛，获得人生解脱；对于信徒来说，学佛是人生一辈子的追求，从发心到投入，他们通过学佛，消除自己贪执习气，最终达到人生的解脱；学者研究佛教，目的是为了获得有关佛教的知识，提高自己的学识。在具体做法上，信徒皈依三宝后，先反省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后根据佛教的律仪要求，对自己日常生活开始有所约束，包括守戒、课诵、拜佛、供养、坐禅，等等，他们就这样开始修行。学者做法就不一样了，学者研究佛教，可能先确定方向，或者选题目立项，然后找相关的资料，甚至搞社会调查，再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

　　根据上面分析的两者不同，我们容易看出信徒与学者的基本关系：从我们的佛教立场上说，信徒是佛教的主体，而学者则是外围的护持力量。而从学者的学术立场来说，佛教是学者的研究对象，包括佛教的典籍、信徒的日常修行活动。因为信徒与学者各自都有自己神圣的追求，信徒有信仰尊严，学者有学术尊严。因此，我认为信徒与学者的关系，应遵循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本原则，同心协力，共同推动佛教事业向前发展。

　　在1995年9月份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庆典法会期间，我与参加“国际禅文化研究讨论会”的几位学者进行了座谈，大家初步地交换了一些想法。我当时感受最深的就是，信徒与学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和加深。庆典法会结束以后，我就开始积极考虑与学术界的关系，以及双方合作事项和方式等等。由于信徒与学者的立场不同，工作重点不同，很难达到全面的合作，但双方的合作领域还是非常广阔的，特别是文化方面。我们少林寺在近年与学术界第一个合作项目，就是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合作编辑出版《少林寺建寺一千五百周年国际禅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由于初次合作，会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但还是圆满完成了，合作双方都表示满意。第二次是1996年2月份，由我创立并主持的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分别向郑州大学、河南省党校、宗教文化出版社捐赠《大藏经》各一套，为这些单位研究出版工作提供方便。同时，我们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还开始考虑设立学术基金，专门资助学术研究机构。第三次是与玄奘研究中心合作，1996年3月份，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了解到北京市玄奘研究中心学术活动经费有困难，基金会迅速立项批准，资助玄奘研究中心一万元人民币，帮助他们出版学术期刊。当然，我们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决不会限于送钱送物，送钱送物只是双方合作中一部分，是初步的合作。目前学术界普遍缺乏研究经费，研究条件不好，我们有条件，为什么不做?我们与学术界还要开展进一步的合作，包括佛教典籍的整理出版，共同出题目共同探讨，人才的交流和培训，等等。合作是双方相互的，可以是长短互补，也可以是合力同进。对于我们来说，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有助于推动佛教事业向广度、深度发展。对于目前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关系，就我个人观察，相互之间的理解是很不够的，甚至有误解，说明双方的相互理解非常必要。所以只要我们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本原则，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误解会被克服，理解会进一步加深。

　　在双方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我认为：相互尊重非常重要。佛教界与学术界之间最常见的情形是：学者认为信徒没有理论修养，素质太低；而信徒则认为学者没有日常修持，是空架子。实际上，这正是学者之所以是学者、信徒之所以是信徒的不同点。信徒没有理由要求学者一定要成为信徒，同样道理，学者也没有理由要求信徒都成为学者。前几天，有个学者还向我“诉苦”，说现在佛教界信众素质太低，找不到一个能对话的人。一听这话，我当时就笑了，我说：“你真书生气，信徒不需要对话的，只需要实打实的日常用功。”信徒与学者，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对方与自己的不同点，这是双方相互理解的前提。只有认识到对方与自己的不同点，才真正谈得上相互尊重。所谓“相互尊重”就是相互尊重对方与自己的不同点。能做到相互尊重对方与自己的不同点，双方之间的理解就容易发展深入。双方之间不同点的存在，是正常的。我们的目的是求得互相理解，共同推动佛教的发展，而不是消除对方的不同点，比如同样看《大藏经》，信徒只是为了寻求修证决策和印证自己的功夫，学者则为了摸清佛教的理论体系和得出结论。这都是很正常的。信徒与学者，就像农民与农学家一样，农民种麦子，只求收获，农民只对自己日常播种的庄稼熟悉，他种麦子，他是种麦子行家，他不种水稻，他就对水稻一窍不通；而农学家是搞理论研究，他对许多庄稼都知道，也许他都没有播种过、收获过，他收获的是研究成果，不是具体庄稼。但农学家也有与种麦子的农民相关的东西，当他研究麦子，他可能自己也搞实验种点麦子，但更可能直接与种麦子的农民合作。农学家与种麦子农民合作，双方都会获得好处，农民从农学家处得到理论指导，打开眼界；而农学家从农民处获得可靠的第一手具体资料。信徒和学者的关系也是这样。

　　相互听取对方的意见，最终是为了克服自身的局限。任何一种立场，任何一种角度，都是合情合理，但都是有局限的。学者有学者的角度，信徒有信徒的角度。交换角度，可以克服自身的局限，更能促进双方进一步理解。在我们佛教里，交换角度又称作“互观”。用尽可能多的角度看待万事万物，我们佛教又称为“遍观”。我对学术界的一些看法，举下面几例说明。

　　第一个例子，关于佛教史。现在我们能读到的佛教史，大多都是学者编写的。由于学者自身的特点，编写出来的佛教史自然就有学者特征。学者编写佛教史主要是依据遗留下来的古籍。学者治学严谨，受文字限制很大。所以，编写出来的佛教史，给我的印象，主体是佛教典籍的统率，以及以典籍为基础的各宗各派，各宗各派的代表人物高僧居士谱系。由于学者们自己平时以书籍为伴，就有意无意地把佛经翻译当作我国佛教史的主线和佛教盛衰的标志，很多佛教史都把我国佛教史描述为：中国佛教初传于东汉，发展于六朝，极盛于隋唐，衰落于元明清。这种描述，只是与佛教经典翻译的历史相应，都不是佛教发展历史的事实。佛教的主体不同佛经典籍，而是实践，这正如中国历史不是诸子百家、儒家十三经史一样。佛教的翻译，它只是前期准备，最终是为了以后弘化全社会。从世俗的角度看，佛教的作用在于对现世政治和现世生活的补充，也就是教化作用。而从佛教出世的角度看，佛教因普渡众生而住世。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和满足。佛教的功用正在于缓解人们的不满意和不满足。佛教历史的主体首先就是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全社会信仰活动，和由此为世俗生活中的信众带来内心的安宁和安慰。当然，一个时代的信仰活动，容易随着一个时代的消逝而消失，这给后来写历史的人带来麻烦，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任何一个人，总是首先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里，然后才有可能想到死后。写历史确实是不好写。只能是留下什么写什么。但我总觉得，中国佛教史按佛经进行分宗分派叙述，肯定是严重损害了佛教历史的整体事实。因为分宗分派都是后人加上去的。

　　第二个例子，关于玄奘。玄奘的伟大，玄奘对于我国佛教的贡献，都是不容置疑的。我要说的是玄奘与学者的关系。玄奘是学问僧，主持翻译了许多佛典，并留下了自己的著作。学者们对于玄奘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是无疑的，这当然是好事。引玄奘为知己，自觉不自觉的推崇，这会不会影响学者对于玄奘的如实判断呢?反过来，又会不会影响学者对于不著书立说的实修者的评价呢?学者们过分注意历史上有著作流传的僧人和居士，这会不会影响对于整个佛教的认识呢?另外，有的学者以为佛法就是《大藏经》，其实不然，《大藏经》是佛说，不是佛法。佛法是指释迦世尊体证到的万事万物的本来状态和真理。法，不作方法解，如色法之“法”。法即本来面目。《大藏经》围绕着佛法展开，但不是佛法本身。所以，《大藏经》并不是佛教核心，佛教核心是佛、法、僧三宝。

　　第三个例子，关于禅宗。由于历史的原因，可以说，知识分子对于佛教的禅宗情有独钟。禅宗和净土宗，是目前汉地佛教两大主要弘化法门。在学术界，学者对于禅宗方面的研究，占了很大份量，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有个别学者对于禅宗有误解，如有本禅宗史里把临济的“随处作主”，以及马祖撕经，“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理解为“自由个性”，那是错误的。理由有二：一、“随处作主”、马祖撕经、“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乃出世间行，出世间语，前提是慈悲众生，不能把这些当作世间快事。二、“自由个性”是极端的自我执着，而佛教的修行成果是消除“我执”，消除“个性”，体证“无我”。“自由个性”与佛教正是背道而驰。禅宗，首先是佛教，然后才是佛教的禅宗。

　　第四个例子，关于信徒的日常生活。从宗教实践角度看，信徒与学者的不同，就是信徒的日常生活如法如仪的修持，而学者则没有日常修持。大概正因为学者没有日常修持，学者也最容易忽视信徒的日常修持。信徒的日常生活看上去与世间俗人无大不同，但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信徒的日常生活里存在戒律的约束，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和心态，这就是日常的也是最基本的修行，不要以为修行就是打坐、念佛、诵经，打坐、念佛、诵经等只是助行，正行是日常的持戒。所以佛经云：以戒为师。一般人都认为：信佛学佛，就是要开悟成佛。实际上这完全是凡夫的妄想。信佛学佛能开悟成佛，当然可喜可贺，但信佛学佛并不等于开悟成佛。开悟成佛需要机缘。这正如我们上学读书，能考博士当教授当然是好事，但上学读书并不一定非要考博士当教授不可。信佛学佛，主要是求得日常内心的安宁和安慰。这就是信佛学佛的日常利益。最近我看到有位学者提出这样论点：参禅与参究，是把握佛法的基本途径。这位学者正是忽视了学佛的日常修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