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即位不久的阿育王是残暴的，如果我们考察其暴虐的根源，乃是为了镇压不同政见者，并树立个人威信；而更重要的一点乃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即将王权绝对凌驾于臣权之上，这在当时战争纷纭、四分五裂的古印度，是必须之举措。但是阿育王一旦被贴上“暴恶”的标签，这种局面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改观。统治一个偌大的国度，光靠秦始皇那般的严刑峻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候必须采取某种怀柔的政策，这便是统治者的驭臣术的范畴。清人赵藩在成都武侯祠题写了一副对联，叫“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所言极是，尤其是下联，治理政事，如果不能做到审时度势，而一味地讲宽讲严，都是谬误。当阿育王背上一个暴君的恶名时，此时就必须用“宽”去加以纠正，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法治”。这个“法”，就是从佛教中的“法”受到了极大的启发。而大臣阿妙陀便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对阿育王说：“王不应为是法，云何以手杀人——诸臣婇女？王今当立屠杀之人，应有所杀，以付彼人。”从亲手杀人，到找人替自己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说明阿育王进步了。后来阿育王据说还造访了地狱，并有幸遇到了一位道德修养极其高超的比丘。当阿育王极其虔诚了聆听了比丘所宣传的佛法的教诲后，开始对以前的种种暴行表示了由衷的忏悔：“时，彼阿育王于佛所极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礼：我得大罪，今向比丘忏悔，我之所作甚为不可，愿为佛子，受我忏悔！舍心勿复责，我愚人今复归命。”并立下誓言，要广造佛塔，恭敬僧宝，对所有出家僧众实行普同供养：“比丘诸众尊，我今尽命归”、“于此阎浮提，普立诸佛塔”。

　　关于洗心革命后的阿育王推行“法治”以及毕生供养佛法僧三宝事迹，各种经典都记载得较为详尽，此处不再一一赘述。(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