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育王晚年的一些事迹，史书记载得比较详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阿育王晚年似乎犯了一些政治上的错误，比如说在治国方面显得过于柔和，最终导致了大臣们的擅权；从崇佛方面讲，他似乎犯了与梁武帝相似的错误，即对于行布施方面，似乎有些过头，结果使国家的财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当然，如果单从佛教方面看，这毕竟是好事情，起码对于倡导佛教的进一步发扬光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正面作用。

　　在本经中，重点突出两件事：一是阿育王晚年，仍不遗余力地进行布施活动，直到只剩下最后的半颗阿摩勒果；二是孔雀王朝的末代国王们，对佛教似乎逐渐失去了信心，开始从崇佛而走向灭寺害僧。首先说第一件事。

　　阿育王晚年的时候对于寺院大行布施，自比佛陀时代的“给孤独长者”。他认为一个普通的长者尚能“以亿千金”布施佛与众比丘，“我今为王，何缘复以亿千金施？当以亿百千金施”，说明他在布施方面，很想超越他的前辈给孤独长者。早期布施无外乎四食供养，所谓衣食卧具与医药，阿育王一方面“起八万四千佛塔”，更于“彼诸塔中复施百千金”，以金银货币直接对寺僧进行供养，这个与早期的四食供养已有了较大的差别。比如说他曾作“五岁大会”，以“三百亿金供养于彼僧众中”，对所有凡圣比丘，皆给予了普同供养。不仅如此，阿育王为了行布施，竟连“夫人、婇女、太子、大臣”都一并布施给了圣僧，然后用“四十亿金还复赎取”。这种赎身法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布施金银，使我们不由地想起了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的历史闹剧。种种变着法儿的布施，阿育王最后“用九十六亿千金”，离他的诺言“百亿千金”还差四亿千金。此时，阿育王身染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开始发愁，“我常所愿，欲以满亿百午金作功德，今原不得满足，便就后世时，计挍前后所施金银珍宝，唯减四亿未满”。于是阿育王便“办诸珍宝，送于鸡雀寺中”，准备完成他的最后心愿。

　　结果这种愿意遭到了一位王族的阻挠，这位王族就是太子法益的儿子(也就是阿育王的孙子)，名叫三波提。他对太子父亲说：“大王将终不久，今以此珍宝送与寺舍中，今库藏财宝已竭，诸王法以物为尊，太子今宜断之，勿使大王用尽也。”可以说到了阿育王的晚年，国库已严重亏空，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太子法益认为言之有理，便下令典藏者，“勿复出与大王用之”，说明阿育王对财产的处分权，已经受到了严重制约。此时，国王由于病入膏肓，说话已经不那么好使了。

　　阿育王“自知索诸物不复能得”，于是将“所食金器送于寺中”，结果金器换银器，银器换铜器，铜器换瓦器。弄到最后，阿育王手中只剩下半颗阿摩勒果(类似于胡桃)的支配权。他手中拿着此半颗阿摩勒果，对身旁的侍者说：“汝今忆我恩养，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鸡雀寺中，作我意……无有财宝布施众僧，于一切财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后布施檀波罗蜜，哀愍我故，纳受此施，令我得供养僧福。”为了使大众能普获供养，该寺将果子研磨成粉，“著石榴羹中”，最终使得“众僧一切皆得周遍”。

　　再说第二件事。阿育王逝世后，他的儿孙们(法益、三波提)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于佛教，并将阿育王生前未如愿的“四亿诸金”，悉数送往寺中。到阿育王后的大约第七世国王时，这位国王名叫“沸沙蜜多罗”。这位新国王在政治上很想有一番作为，于是他遍问群臣：“我当作何等事，令我名德久存于世？”也就是说他想做一位名垂青史的一代名君。大臣们当然举出他的先祖阿育王，因为阿育王在世时“造立八万四千如来塔，复兴种种供养”，连沸沙蜜多罗也不得不承认：“大王阿育有大威德，能办此事，我不能作，更思余事。”正路没法走，只能走“曲线”，有位恶臣给他出了一个阴招，那就是：世间无外乎两种人可以名垂千古，即大善和大恶。大善人肯定是当不成了，那么当个大恶人，做一回千古罪人，那总可以吧？怎么办呢？阿育王在世时造八万四千塔，“王今当行恶行，打坏八万四千塔”。当然，作为一国之君，总不会糊涂到这等地步！但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证历史，经典中既然如此记载，我们就认为真的如此罢。

　　国王呼诸比丘来，问道：“使我坏塔为善？坏僧房为善？”比丘们的回答是“二不应行！王其欲坏者，宁坏僧房，勿坏佛塔。”结果国王恼怒不已，“杀害比丘，及坏塔寺”，最后竟举国下令：“若有人能得沙门释子头来者，赏之千金。”如此一来，比丘们如过街老鼠，到了人人喊打喊杀的地步。在那种情境下，用“白色恐怖”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佛教在摩竭陀国的最后命运，自然是逐渐式微，不得已向周边国度发展，并在内忧外患之下，最终退出了古印度的历史舞台。当然，随着佛教的衰落，孔雀王朝也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至公元前187年，最终被一个新的王朝——巽伽王朝所替代。(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