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对此进行总结，即之所以被人视为恶人，主要缘于他不修八正道。“不修正见故，于他生嗔；生嗔恚已，口说恶言，他为其作恶性名字。不修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故，于他生嗔；生嗔恚故，口说恶言，他为其作恶性名字。”不仅如此，修习八正道，还可以使得我们不仅做到“不嗔恚”，而且还可以从此以后“口说善言”，并重新拾起人们对自己的好感，使自己树立起“贤善名字”的美誉。

　　第911经谈到了一个古老而现实的问题：有位“摩尼珠髻(如意珠顶髻)聚落主“来诣佛所，向佛陀请教有关出家人是否可以自畜金银宝物的问题：

　　“世尊！先日(前些日子)国王集诸大臣，共论议言：云何沙门释子比丘自为受畜金银宝物？为净耶？为不净耶？其中有言：沙门释子应受畜金银宝物。又复有言：不应该自为受畜金银宝物。世尊！彼言沙门释子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者，为从佛闻？为自出意说？作是语者，为随顺法？为不随顺？为真实说？为虚妄说？如是说者，得不堕于呵责处耶？”

　　可以说这样的问题，是相当严肃且十分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南传佛教中“不捉金银戒”的出处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由于货币流通领域的扩大，金银等贵重物品成为市场交换的主要媒介，因此当时出家比丘已经开始使用金银去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第二，为了方便交换，必须畜存一定量的金银货币量，以备临时之需。问题是比丘基本上不事生产，他们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因此除了靠施主们的供养或捐献，基本上没有其他货币来源。第三，由于货币量的来源不同，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比丘所获取的货币财富值显然不同。如此一来，便出现了贫富差距，比丘阶层由此产生，而这严重有违于佛教的六和精神，也有悖于佛陀所主张的“人人平等”。第四，或许是由于“贪欲”的驱使，使得比丘们受到了世俗风气的熏染，开始赞叹甚至迷恋于金银等有价证券或等值货币。结果，使得为数不少的比丘开始蓄藏货币，并且有逐渐蔓延的趋势(甚至很普遍，成为一种常态)。我们知道，货币本身并无罪善之分，问题是它一旦进入到流通领域，便会爆发出巨大的威力——无论这种威力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大部分人对金银会对由衷地发出赞叹，而只有极少一部分会认为金钱是罪恶的薮渊。

　　在当时佛教比丘僧团中，很多人开始蓄藏起金银宝物，当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沙门修道风气的淡化，僧团开始贪图于物质享受等等。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私蓄金银的现实引起最高统治阶层的密切关注(或许是不利于他们的和谐统治基础)，于是便出现了经中所叙述的“国王集诸大臣共论议”的情形。那么，作为出家比丘究竟该不该“受蓄”金银宝物呢？讨论的结果不外乎两种：第一种认为合法的，没什么关系，反正不偷又不抢；另一种认为是比丘们不应该受蓄金银财宝，那样会动摇他们的道心，使佛教所构筑的道德体系陷于崩溃。对此，佛陀更倾向于哪一种态度呢？

　　佛陀说：“此则妄说，非真实说、非是法说、非随顺说，堕呵责处。所以者何？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宝物者，不清净故；若自为己受畜金银宝物者，非沙门法、非释种子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佛陀是反对弟子们受蓄金银宝物的，并且在后面的升堂开示中，佛陀反复强调说“沙门释种子不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但是这里有一个遮止的尺度问题：金银宝物是不能受蓄的，它的前提是不“自为”，即不是为了个人，为了自己。如果仅仅是“自为”(自私自利)，是绝对不能私蓄金银的。倘若是为了大众，为了六和僧团，是可以适当受蓄金银的。虽然佛陀在经文中说“汝等从今日须木索木、须草索草、须车索车、须作人索作人，慎勿为己受取金银种种宝物”，但是在实际操作之中，还是可以适当权巧方便的。历史发展到后来，当到部派佛教时期，便出现了是否还坚持“不捉金银戒”的大讨论，最导致了僧团的分裂。(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