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铁器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手工业及工商业贸易逐渐走向繁荣。当时印度西部有几个著名的对外港口，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商人们到海上开采诸如水晶、玛瑙、珍珠、车磲等等珍宝，可以用来获得巨额的利润。但是从事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会存在很大的风险，陆地有强盗和土匪和军阀等等盘剥甚至抢劫，海上天气反常恶劣，风急浪大，一不小心就葬身海底。此时，商人们在心理上寻求某种慰藉和上天的护佑，是情理之中之事。故我们在《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见到商人们都在大声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记载。经中说对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们说：“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对于从事陆地贸易的商人们说：“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具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从商人们的恐惧，再到商人们由于高声念诵菩萨圣号而得解脱，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某种貌似“救赎”的思想。然而参照其他相关经典研读，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观音菩萨是位慈悲济世的妙觉大菩萨，其久劫以前早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但是菩萨惟念众生疾苦，所以倒驾慈航，来人世间广渡有缘众生。在观音偈中便有“瓶中甘露常遍酒，手内杨枝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的诗颂。在《楞严经》里谈到了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这是一种极高的禅定功夫，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诸根互用、身心无碍、理事无碍的境地，所谓“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语出《楞严经》)。

　　而本经所讲的与《普门品》中所述内容多少有些相似：毗舍离国有众多贾客，正准备行装，打算结伴外出做生意。临行之前，大伙一商量，决定请佛陀与弟子们到家中应供，顺便听听佛陀所赐予的教诲，世尊对于供养一事的态度是“默然而许”。饭食供养毕，大家按照规矩，都“取卑小床，于大众前众，听佛说法”。这里的“取卑小床”，说明这些商贾们懂得佛教礼仪，否则便是贡高我慢，不仅是对佛陀轻慢，同时也是对佛法的亵渎。

　　佛陀为这些商人们说了什么法呢？

　　“汝等当行于旷野中，有诸恐怖，心惊毛竖。尔时，当念事来事：谓如来、应、等正觉乃至佛、世尊，如是念者，恐怖则除。又，念法事：佛正法、律，现法能离炽然，不待时节，通达亲近，缘自觉知。又，念僧事：世尊弟子善向、正向，乃至世尊福田。如是念者，恐怖即除。”

　　从这段经文中，若我们将其与《观音菩萨普门品》作一番对比，便很清晰地看出二者的相似点。唯一不同的是，在本经中讲三念，即念佛、念法、念僧(当然，原始佛教也讲六念，即念三宝、念施、念戒、念天)；而在《普门品》中则主张专念菩萨圣名。同样为“念”，这二者有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呢？根据我个人对二经的理解，这种差别是的确存在的。其中差别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原始佛教的“念”，主要是“自力”，而后期大乘佛教的“念”，其落点在于“他力”。当大家遇到恐怖时，本经虽主张大家心系三宝，但其落点是将三宝作为某种完美的参照物，继而寻求内心的安宁。而普门品念观音圣号，目的借助菩萨洪名来获得与菩萨的某种心灵的感应，从而获得菩萨的暗中救度。第二，从本经的出发点而言，世尊是受到了众商人的饭食供养而为之说法，明确地告诉他们，供养三宝功德不可思议，当行商途中遇到阻难险厄的时候，心念供养三宝的功德，是完全可以化险为夷的，其立足点在于供养三宝所产生的功德以及通过自己的修证而产生的“离炽然”。正如经偈中所说：“缘斯功德利，长夜获安乐”、“种殖众善本，终获大福利”。而普门品中似乎不存在供养的前提，菩萨完全是出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去度脱众生，不存有一丝的回报心思。通过二经的粗浅比较，我们大体上可以发现出佛教发展的一些轨迹，即从解决现实中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发展到舍弃小我而为大家无私服务的奉献精神。若从文学评论角度上讲，我们似可将原始佛教形容为现实主义，而后期的大乘佛教，似乎更倾向于浪漫主义。(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