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古印度苦行之风很盛行，这种风气显然影响到了佛教，有些出家比丘对苦行十分推崇，认为苦行可以消除往昔业障。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对苦行也从来没有过多地排斥——相反，这种苦行思想与中国儒家的勤俭伦理不谋而合，故而佛教里对于“惜福”十分在意，比如说“斋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爱护常住物，如护眼中珠”等等，可以说都与佛教的“苦行”古风有某种渊源关系。从生活中而言，我本人比较节俭，在吃穿方面不太讲究(甚至有些寒酸)，大约是受到“惜福”思想的影响。坦率地说，我没有回避个人的缺点的习气，我可以坦言在我身上存有很多毛病习气，在修持方面也十分懈怠。在更多时候，我对佛法的理解十分固执而且机械——有时简直是囫囵吞枣，断章取义。比如说对于福报，我的想法是——福报犹如一个大水塘，倘若我们不去珍惜，使劲向外放水，我想用不了多久，水塘就会干涸枯竭。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水塘永不枯竭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往池塘里补充水源。如此一来，我们的福报池塘必将永世都享受不完。南宋理学家朱熹就有诗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便是我有关福报想法的最好注释。

　　对于佛教“破和合僧”的头目——提婆达多其人其事，相信很多人都烂熟于胸。提婆达多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自定五法，认为此五法为疾得涅槃的唯一修持方法。究其五法内容，皆可以用 “极端苦行”四字来解释，而这种极端苦行是博取名闻、谋权篡位的手段而已，恐怕连提婆达多本人也未必能做得到——提婆达多贪图阿阇世王的种种供养便是例证。然而提氏五法毕竟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引使很多出家比丘误入歧途。在1071经中，有一位比丘名叫“上座”，他的思想一方面受到了当时苦行之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受到了提氏五法的侵蚀。他“独住一处，亦常赞叹独一住者”，该比丘“独行乞食，食已，独还，独坐禅思”。这位比丘在当时可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喜欢过着离群索居、只顾自己的孤独生活。

　　然自古以来，佛教比较主张过群居生活，即正常僧团的丛林方式。至于为什么要求出家比丘过集体丛林生活，其原由很多，在此不作展开。但是即便如此，佛陀也从来不会强人所难，即既然你喜欢过独居生活，倒也无可厚非，随你去吧！可是如果你如果对独住大加赞赏，甚至四处宣传，“常赞叹独一住者”，那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还关系着整个僧团的稳定与发展。故而佛陀命人将这位上座比丘叫到跟前，问明情况，并究其原因：“汝云何独一处，赞叹独住者，独出乞食，独行聚落，独坐禅思？”这位比丘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因为他没有根本没有搞清楚“独住”的真正意义所在。比如说摩诃迦叶行苦行法，著粪扫衣，早期也过着独居生活，然而佛陀从不加以呵责，因为摩诃迦叶已深谙“独住”之法。佛教见这位比丘很是茫然，便耐心教导：“汝是一住者，我不言非一住，然更有胜妙一住。”佛陀说，这种修学方式叫做“一住者”，也就是独居者。这种独居，只是以身体上的独居而已，离究竟胜妙的独居还差得远。那么什么叫“胜妙一住”呢？佛陀对此解释是：“谓比丘前者枯干，后者灭尽，中无贪喜，是婆罗门(泛指出家修道者)心不犹豫，已舍忧悔，离诸有爱，群聚使断，是名一住，无有胜住过此于此者。”

　　这样的“一住”，才是真正的“一住”。这个“一住”的标准很高，与上座比丘的“一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枯干”是将过去的一切悉数舍弃；“后者灭尽”是将未来的一切都舍弃干净而无任何挂念；“中无贪喜”即对眼前的一切做到心无挂碍，心中没有一丝的贪欲、欢喜、忧愁。若能将前中后三者都能无有牵挂，其结果自然是“心不犹豫，已舍忧悔，离诸有爱，群聚使断”(群聚为烦恼集聚之义，泛指一切烦恼)。与上座比丘的“一住”相比较，上座比丘仅仅停留于身体上的“一住”，很显然，这种身体上的离群索居甚至与世隔绝，对于心性的解脱，其作用十分微渺，所谓治标而不治本。相反，如果能将身体上的“一住”上升到意识思想领域内(即“心”)的“一住”，那才是真正的胜妙“一住”，可谓标本兼治。故而佛陀在偈中说：“悉映于一切，悉知诸世间，不著一切法，悉离一切爱；如是乐住者，我说为一住。”《金刚经》里讲“三心不可得”，其用意与本经十分接近，前者为过去心，后者为未来心，中者为现在心。“三心不可得”者，即“前者枯干，后者灭尽，中无贪喜”，也就是“不著一切法，悉离一切爱”。如此一来，“离诸重担”且“自知作证”必将指日可待！(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