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布施的功德，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达摩祖师与梁武帝之间的一番对话。按照流行的说法，达摩与梁武帝之间的对话大致如下：

　　梁武帝：“朕一生所有造寺、度僧、写经、弘扬佛法、到底有没有功德？”

　　达摩：“没有功德，只是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看来虽有，实在没有。”
梁武帝：“如何是真实功德呢？”

　　达摩说：“清净智慧是微妙圆融，本体空寂，无法可得，如是功德，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
   梁武帝：“如何是圣人所求的第一义谛呢？”

　　达摩：“廓然浩荡，本无圣贤。”
梁武帝：“对朕者谁？”

　　达摩：“我不认识。”

　　对于这则禅宗公案我们往往都会津津乐道，并作为“话不投机”的有力佐证。关于这则公案是否可靠，印顺老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对此评述道：“到了《祖堂集》(九五二)，又增多了梁武帝与达摩——‘廓然无圣’的问答。对当时(十世纪)的禅师来说，这是一则好公案。然将这则公案，作为达摩与武帝的问答，那又不免是托古造新了！”说明这则公案的真实性是很有问题的。然而不管其真伪如何，我觉得对于布施(含造寺度僧等事)究竟有无功德而言，达摩(姑且这么说)祖师说“无法可得”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是从无相布施“本体空寂”这个角度来说，自然不能说有功德。

　　在本经之中，有一位叫魔瞿婆罗门平生乐善好施，他向佛陀汇报说：“我于家中常行布施，若一人来，施于一个；若二人、三人，乃至百千，悉皆施与。我如是施，得多福不？”佛陀是如何回答的呢？佛陀说：“汝如是施，实得大福。所以者何？以于家中常行布施，一人来乞，即施一人；二人、三人，乃至百千，悉皆施与故，即得大福。”

　　可能我们会纳闷：当梁武帝问达摩造寺度僧有无功德时，达摩回答说没有功德；可是当婆罗门请教布施饭食有无福德时，佛陀却明确地回答说有大福德，这又如何理解呢？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一生造塔建寺度生印经无数，据说有时候还登台说法，俨然一副佛家大功德主的姿态，十分得意，这本身就是骄慢心在起作用。事实上武帝此时表面上在请教，实质上是在向大摩祖师炫耀自己对佛教的巨大贡献，出发点根本就不是在请教，而是自鸣得意。若此时达摩大师认可武帝的说法，便无意中助长了武帝的骄慢情绪——达摩大师断不会为之。俗话说：不怕懂的，不怕不懂的，就怕半懂半不懂甚至是不懂装懂的。梁武帝在佛教义理方面不能说不懂，但只是停留于知解层面上，并不究竟彻底，根本原因在于武帝缺乏实证实修的硬功夫。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位魔瞿婆罗门，他对佛教只有好感，属于“不懂”的层次。布施本身是好事情，对于一个初学佛的居士而言，我们当然要对之多加勉励，鼓励他们多行善少为恶，多行布施多做功德，这样可以获得很大的因缘福报。这种循循善诱，便是佛陀“因机施教”的成功例证，对于初学佛者们树立布施行善的信心很有帮助。我们可以从相反方面试想一下：如果此时婆罗门来请教“常行布施”有无福报时，佛陀回答说“无有福报”，那么后果将是什么？肯定会极大地打击了婆罗门布施的积极性，说不定从此就产生退转，不再“常行布施”了。我想，对那些尚处于初学佛阶段的佛弟子们而言，高谈什么“三轮体空”的玄妙义理是没有意义的，还不如教导他们“老实念佛”来得实际。所以我们在讲解阿含经时，不要先入为主地谈什么大乘小乘，而要根据的闻法对象根性情况对机弘法。佛陀在说法时很注重“因机施教”，因此我们当以佛陀为最高的、最普遍的和最终极的导师，不要自以为是地大谈什么超越和“顿悟”。我个人观点是：佛住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我们还是要“以佛为师”——佛陀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导师！(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