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佛陀并不是一位无观点无主张的圣者，对世间诸种乱相，佛陀可以说没有一丝的在意，因为佛陀早已经“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但是在对待比丘修行问题上，佛陀可以说毫不含糊。对于精进的比丘，佛陀毫不吝惜自己的赞叹；而对于那些懈怠懒散的比丘，佛陀也会毫不客气地予以申斥。佛陀在本经中，对于那些住于空闲之处的人，佛陀将之分成两类。第一类分四种，佛陀不提倡，认为这些人不适合安住于空闲处；而对于第二类的两种比丘，佛陀则大加赞叹。

　　第一类，佛陀不赞成住空闲处的四种比丘：

　　第一种人，即住于聚落旁边精舍的比丘。“我见聚落边有精舍，有比丘坐禅。我见已，作如是念：今此尊者聚落人，此或沙弥，来往声响作乱，障其禅思，觉其正受，于不到欲到、不获欲获、不证欲证而作留难(无理刁难)。那提伽！我不喜彼比丘住聚落精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佛陀对于选择修行场所的态度，即佛陀不反对将修行场地放在人迹较多的地方，但是这与精舍本身无关，而在于修行者为何人。如果是一位刚出家未久的沙弥，就很是危险，因为刚刚出家，在见识和思想意志方面都很不坚定，面对眼花缭乱的纷扰世界，很难保持一颗不动的平常心，所以佛陀的观点是：刚出家未久，将修行场地选在稍离人迹常至之所，是比较合适的。

　　第二种人，即那些喜欢睡大觉的比丘。“我见比丘住空闲处，仰卧吁咄(喘息)。我见是已，而作是念：令彼比丘，觉寤睡眠，思空闲想。那提伽！我亦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闲处。”记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叫“宁在大庙里睡觉，不在小庙里办道”。这话听起来有些别扭，但是细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大庙就是丛林，人多规矩也多，同时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小寺院呢？也就三、五个师付，相互学习的资源十分有限，修行上即使走偏了，也搞不清问题出在哪儿。所以说住小精舍小寺庙需要相当的定力功夫，否则很容易陷于懈怠。如若像本经中所说的那样，虽然身住在空闲之处，可是并不是用功办道，而是整天躺在床上呼呼大睡，那么跑到空闲之处，又有什么意义呢？山涛是个伪君子，当隐士是为了掩人耳目，真实意图想引起朝廷注意后步入仕途。比丘可千万不能这样沽名作秀，念佛修行是为自己，倘若想博得些名闻利养，自然就与出家初衷不相吻合。

　　第三种，即容易陷于昏沉的比丘。“我复见比丘住空闲处，摇身坐睡。见已，作是念：令此比丘于睡觉寤，不定得定，定心者得解脱。是故，那提伽！我不喜如比丘住空闲处。”有的比丘坐禅很用功，可是不会调息，在用功方法上存在问题，一打坐就开始陷入昏沉，身体上也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摆。佛陀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进入禅定的。为什么？因为他需要明师的点拔与督导。可以说，对于坐禅不得法的人，佛陀并不主张他们去“住空闲处”。

　　第四种，先住空闲复又返回聚落的比丘。“我复见比丘住空闲处，彼于后时，远离空处集舍床卧具，还入聚落受床卧具。那提伽！我亦不喜如是比丘还入聚落。”

　　第二类，是佛陀高度赞叹的比丘，佛陀将其分为二种：

　　第一种，端坐正受者。“我复见比丘住空闲处，端坐正受。我见已，作是念：令此比丘不解脱者，疾得解脱；已解脱者，令自防护，使不退失。”这里的“端坐正受”，是习禅的一个正确态姿。端坐，说明身体调姿正确，用法得当；正受，说明已入自我观照的禅定之中。对于这样的比丘，佛陀预言他们很快就获得解脱，或解脱后不再退失。

 　　第二种，“我见比丘住聚落精舍，名闻大德能感财利、衣被、饮食、汤药、众具。彼于后时，集舍利养聚落床座，至于空闲，床卧安止。那提伽！我喜如是比丘集舍利养聚落床卧，住于空闲。”如前所述，佛陀并不反对比丘住于人多集广的聚落之中，其前提是在定力方面要有过硬功夫。对于那些身住聚落，并且很有名望，能感召到四事供养的比丘，佛陀从来不反对他们住于聚落之中。然而这些颇有名望的比丘，却能舍弃种种供养，视名利为粪土，而安心住于空闲之处精进办道，这样的比丘，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佛陀怎么不会给予大加赞叹呢？(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