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地点：拘舍弥的瞿沙罗园

　　参加人员：摩诃周那及在座比丘

　　经中大意：本经叙述摩诃周那曾请问佛，有关于世间，及出世间的福德。佛陀回答说：布施房舍、床座、衣服、饮食等，为七世间之福。闻佛及弟子出游，乃欢喜而至于皈依、受戒，为出世间之福。

　　这部经典是佛陀应尊者摩诃周那的提问而所说的法。这个摩诃周那，是不是我们以前在文章中提到的那个木匠周那呢？看来不是。这个周那，据说是摩揭陀国人，属婆罗门种。而婆罗门种在当时种姓等级森严的古印度，是不大可能从事木匠这一行当的。而且，那个周那(纯陀)的出家时间比较晚，在佛灭度不久前才出家。佛教的辈份不是按照年岁大小，而是按照出家先后。比如说儿子在父亲前面出家，父亲就应叫儿子为“师兄”。而周那出家资历尚浅，也不大可能被称为“尊者”，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为二人并非同一人。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周那是号称“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的弟弟，一般之称为“王子周那”。但究竟是舍利弗的亲胞弟，还是族弟，那就不知而知了。

　　我们接下来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拘舍弥国。这个拘舍弥位于何处呢？从十六大国的名称来看，它似乎并不在十六大国之列，而是当时的一个小国，位于中印度。《大唐西域记》中作如是描述：“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称沃壤，地利丰植，粳稻多，甘蔗茂，气序暑热，风俗刚猛。好学典艺，崇树福善。伽蓝十余所，倾顿荒芜，僧徒三百余人，学小乘教。天祠五十余所，外道寔多。”此外，该书中又记述其城内有邬陀衍那王所造的刻檀佛像、具史罗长者旧园、世亲撰《唯识论》时的塼室，无著撰《显扬圣教论》时的旧址，城外则有如来经行处的遗迹、发爪窣堵波，以及迦奢布罗城护法伏外道的伽蓝遗址。

　　而据另一种说法是，这个拘舍弥，它是当时十六大国之一的跋蹉国的都城。而据史料记载，拘舍弥是古印度有名的都市。《罗摩衍那》以其为拘舍国的王子科珊巴所建。《杂阿含经》卷二十五、《摩诃摩耶经》卷下等记述此国比丘因杀害持律阿罗汉修罗他而引起诤论，终招致佛法灭亡。

　　关于此国的具体位置，康宁罕修正《西域记》中“钵逻耶伽至憍赏弥距离五百余里”的说法，改为“五十余里”，并推测它应在阿拉哈巴西北三十哩，即阎牟那河畔的古代村落科珊村。史密斯则依《西域记》及《大慈恩三藏法师传》所载的距离及方向，认为它是在阿拉哈巴西南、印度铁路之苏特那车站附近。又，华特斯以《经集·波罗延品》所列阿拉卡至舍卫城的地名中有此国名，而推测它靠近舍卫城，但这也并非定论。

　　上面对于经中的一些事情进行了初步了解，接下来需要涉及到具体经典的内容。

　　佛陀此时安住于瞿沙罗园。这个园林大约也是佛陀的一个类似于行宫的住处，可以推测，它就像祇树给孤独园一样，都是当地大斋方所赠送的，以表示对佛陀的崇信。

　　事情发生在一天的下午大约四五点钟的样子，此时太阳还没有下山，佛陀与弟子们都沉浸在禅思的法乐之中。按照原始佛教的规矩，大部分比丘都日中一食，看样子早饭也是没得吃的，因为比丘们早上起床，开始做一些必修的功课，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左右时，前往城邑或村落去乞食。乞完食后，大部分比丘都会回到各自的居处，用功办道，有时候在四周散散步。这位周那尊者也不例外，他这天几乎整个下午都处于“宴坐”之中。什么叫宴坐呢？宴坐又被称为燕坐，就是静坐禅思。其实称作“宴坐”还是十分恰当的，从字面上解释，所谓宴坐，就是像我们赴宴时的那种坐姿。过去到人家去出席宴会，都会隆重且不失规矩，大家都正襟危坐，表情自然，讲究分寸。这位摩诃周那就在下午申时左右从禅定中出来，去看望佛陀，并且想请教佛教一些问题。

　　周那所提的问题是什么呢？他问佛陀：“世尊，是否可以施设世间的福报吗？”其实周那的意思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广种世间的福田。

　　世尊这次给了周那一个肯定的答复：可以的。并且，世尊向周那介绍了世间的七种之福，也就是七种广种福田的方法。如果按照这七个办法去做，那么就可以获得大福佑、大果报、大名誉以及大功德。这七种施设福田的方法分别是：

　　1、善男子、善女人(即身世清白、无有污染的正派家庭的男女)，布施给比丘大众房舍、堂阁；

　　2、将布施的房室装饰一新，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放置上比丘常用的一些物品；

　　3、布施给比丘一些崭新且干净的僧衣；

　　4、常施比丘众以“朝粥、中食”；

　　5、派遣一些义工为比丘们提供一些日常起居方面的服务；

　　6、每逢风雨寒雪，施主们亲自到房舍中向比丘们嘘寒问暖，并增施供养；

　　7、努力使比丘们衣食无忧，昼夜安乐，无时无刻都安心办道，转向于禅寂思维。

　　从以上这段叙述中，我们便可以得知，如果在家的居士们想供养出家的比丘，一心想求得现世的福报，从这上面七条之中，我们照做就行了。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现在善男子善女人们往往图省事，会供养出家师父们一些红包。在原始佛教时期，出家比丘是持守“不捉金银戒”的，因此上面这七条之中，没有供养钞票之类的条款。

　　而且，在上面的七条之中，我不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佛陀住世的年代，比丘们就开始吃早饭了。我在本文中曾经讲过一般的比丘不吃早饭，“日中一食”。但是这种情况，随着比丘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有了一定的变化。可以想像，佛教开创的早期，大部分出家比丘(包括佛陀自己)都过着居无定居的漂泊生活，走到哪里了，哪里就是居所，真正做到了“四海为家”。关于这个问题，有着客观的原因。佛教创立之初，其生存空间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挤压的；而且，起初信仰佛教的人数量并不多，绝大多数人的脑际中都有深深的婆罗门教法的烙印，而对佛陀的观点都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佛陀为了尽快让更多的人信奉佛教，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亲身去操持，起初的僧团也是异常艰辛，所以我们在经典中，经常可以看到佛陀亲自外出托钵。甚至到佛陀灭度前不久，佛陀还是在为比丘们的吃饭问题而操心。因为当时印度不少地方都要闹饥荒，大家想吃顿饱饭真是很不容易。因此每当遇到有大斋主邀请佛陀及众弟子们去“饭食供养”，佛陀一般都不会谢绝，而是“默然受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佛陀经常在树下止宿；有时候，就到老百姓家里堆放粮食的仓库里静坐——这点我在前面的文章里都曾经讲到过。因此，当时也不大可能存在供养红包的问题。

　　后来，佛教的影响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官吏及民众加入到信仰的队伍中。尤其是那些新兴的阶层——商人，或者被称为长者的，他们的信奉，对于改善比丘们的生活条件，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他们为了表示对佛陀以及佛法的崇信，往往会把自己的园林作为供品，施舍给教团。像此经里所说的瞿沙罗园，就是一位大长者的赠予。居住环境好了，而且又有俗家弟子们的照顾，因此吃早饭就开始变得正常了。所以我们在上面的第四点中，就见到了“朝粥”二字，说明那时的比丘与我们现在一样，早上下殿以后，喝上一两碗稀粥，肚子填饱了，相信会对加倍修行悟道，所起的帮助可能会更大。

　　上面七条是周那所问的七间七种种福田的方法。接着，周那又请教了佛陀另外一个层次更高的问题：施设出世间之福有哪些方法呢？

　　佛陀的回答同样是七种，这七种出世间之福分别是：

　　1、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听到佛陀或佛弟子在游行到某处，便生起无上的欢喜心；

　　2、善男子善女人，听到佛陀或佛弟子准备要到自己所居的地方来，便欢喜雀跃；

　　3、善男子善女人，见到佛陀或佛弟子到了自己所居的地方来了后，欢喜踊跃，就将身心收拾利落，亲往奉迎拜见、礼敬供养；

　　4、皈依佛陀；

　　5、皈依佛陀的教法；

　　6、皈依比丘大众僧伽；

　　7、在佛陀或佛弟子座前亲受五戒。

　　佛陀指出，善男子善女人若施设此五种福田，那么其福报将是无以限量，难思难议。

　　我们若将上面的世间七福田与出世间七福田进行对照一样，可以得出，世间福田偏重于从物质方面供养佛陀及佛弟子，而出世间福田则侧重于从精神(信仰上)信奉佛陀的教法，按照佛所说的教法去做修，去实践。那么，施设这些福田难不难呢？我个人以为，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如何理解呢？我个人的观点是，施设世间福田，一天两天很很容易，但是长年累月如此施设，恐怕很多人都没有此恒心。很多都半途而废，不果而终。就出世间福田来说，如果正信正念具足，受持三皈五戒，又有何难？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够时刻如此，一生如此，生生如此，恐怕就大难特难了。当前的一些情况是，有极少数居家众偶见到一两个不守戒的比丘，就一叶障目，进而否定整个僧团，说全中国的和尚都不行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到了极其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果真是这样的吗？从我的观点来看，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从大的方面来说，当前中国佛教僧团在信仰上还是比较纯正的，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简直是一塌糊涂”。当然，极个别不守清规戒律的比丘总是有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因为极个别人的腐化堕落却进而否定整个僧团呢？甚至有的居士四处散步谣言，广说僧过，说什么“佛灵僧不灵”，简直是一派胡言。自己丧失信仰倒也无关大碍，要命的是这些人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关于这个话题，在以后的文章里，择机再谈。

　　总之，作为居家信众，要按照佛陀所讲的世间与出世间的十四条去做，就可以获得大福报。如果对佛陀所说的产生怀疑，或者持保留意见，那么我只能说一句：你不是佛弟子，你是魔王波旬的子孙。(2008年11月20日草就于普陀山佛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