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地点：祇园精舍

　　参加人员：昙弥尊者

　　经中大意：本经叙述昙弥尊者乃由于凶暴急弊，而极为粗恶，故为生地的优婆塞所驱逐。昙弥于是往诣佛所，禀说其对于生地的诸优婆塞并没有所污，也无所说与所犯，然而为甚么会被他们摈逐？世尊经其再三的哀诉后，乃为说树神之喻，垂示沙门当住于沙门之法。

　　按照老规矩，先看一下经题。此经名《教昙弥经》，“教”就是教诫；“昙弥”为人名。从我个人的立场上来看，这部经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从经中所记载的事件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下列的重要信息：

　　第一，这部经典的形成日期应该是原始佛教的后期，它间接地反映了当时佛教发展状况。

　　第二，此时，僧团已具相当的规模，此时不仅有精舍，而且出现了“佛图”(塔寺、僧院)的概念。说明僧人此时已不再四处漂泊不定，大部分都有了较为固定的居所。

　　第三，僧人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而且僧人与居士之间的矛盾亦显现。

　　第四，如何解决比丘之间、比丘与居士之间的矛盾，佛陀具有独特的方式方法。

　　事情的经过大约是这样的——

　　有关昙弥比丘的具体情况，在经中没有作过多地说明。从经中可以得知，我们可以排除他是舍卫国人，而是居住在距舍卫国并不是太远的一个城邦共和国，大约是拘萨罗国的臣属国。他在自己的家乡大约有些威望，在经中被称作“生地尊长”，为当地被称作尊长的长老比丘。那些优婆塞(居家学佛的男士，以商人阶层为主)们，便在当地建了一所寺院，礼请昙弥住持该寺，领众熏修，“作佛图主，为人所宗”(受到大家的礼拜尊敬)。这位昙弥长老的修持到底怎么样，或者说已经证到了什么果位境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就是“凶暴急弊，极为粗恶骂詈责数于诸比丘”。既然是一所偌大的寺院，总需要住上三五十位比丘，实属正常。这位昙弥大师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发怒，骂人时不择言语，尽捡那些难听的骂，可谓是“不堪入耳”。在骂人的同时，他是否动手打人，倒也难说。住在那个寺院里的比丘众，没有一个不被他责骂的。后来大家实在是别无选择，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于是大家“皆舍离去，不乐住此”，谁都不愿意住在这里。弄到最后，整个寺院就只剩下昙弥一个光杆司令了。

　　我们要知道，这所寺院的捐资建造者，乃是那些护法的大居士们。他们有时来到寺院里走动一下，彼此交流修持心得，并聆听师父开示，总是难免的——至于那时有无佛像，倒不得而知。当他们看到昔日昌隆的寺院，如今变得冷冷清清，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于是他们就开始嘀咕：这中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终于搞清楚了，原来这位住持大师脾气实在是太暴躁了，而且恶口伤人，弄得整个寺院鸡犬不宁，大家纷纷像逃难似的，远走他乡。

　　这些大居士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后来大家聚在一起一合计，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啊。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清冷的现状呢？唯一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请这位昙弥大师离开，另择高枝。“生地诸优婆塞闻已，即共往诣尊者昙弥所，驱逐昙弥，令出生地诸寺中去”——就是说，昙弥在家乡算是呆不下去了，没有一个寺院愿意接纳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他只好选择去外地“流亡”——“即摄衣持钵游行”。

　　这些当地的大居士，在驱逐昙弥之前，相信大家是经过充分的商量与酝酿后所作出的决定。但是，他们有没有当面向昙弥指出他身上所存在的重大缺点呢？虽说经中没有说明，但是我宁可相信有这回事，然而结果是未见成效，或者是时而有效时而无效，或者是昙弥根本就没搭理这些大居士们。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深究，第一，当时的僧团管理模式(或者说僧团的组织建设)是怎样的？除了佛陀制定的戒律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或条文)约束比丘们的行为？我们若考察一下佛教史(无论是古印度还是中国佛教二千年)，就会发现佛教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组织结构的松散性。佛教自传入到中国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实使那些祖师们意识到，光靠戒律，恐怕解决不了僧团的所有问题，于是发明了教规，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百丈清规》(唐朝)。然而，清规似乎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一则最初的怀海禅师所撰定的《百丈清规》，到宋朝以后就开始失传，或者说变得面目全非；二则即使有清规，然而清规本身并没有配套的惩戒条文程序。比如说，僧人在甲寺犯事，只要离开，到乙寺后日子过照样过得滋润，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原始佛教时期，随着僧团规模的日渐扩大，对游行僧人形成束约机制，似成当务之急。

　　第二，根据我的设想，昙弥当时距佛陀所居止的舍卫国的祇园精舍，应该不会太远，最多就两、三天的路程而已。这些居士们在作出驱逐行动之前，有没有将此事向佛陀报告？倘已作请示报告，佛陀对此件事的态度是什么？

　　第三，作为居家学佛的优婆塞，有没有权力去驱逐不守规矩的住持比丘？就是说，如果这些居士的驱逐行动，没有得到佛陀的授权，那么，谁具备授权的权力？或者说，这些居士的驱逐行动的合法合理的依据是什么？在居士的五戒之中，似乎没有必须恭敬僧尼的条文；但是在居士的“四增上法”中，明确规定居士必须“念众(僧)”，即要时刻想着比丘的好处，想念着他们的修行功德。当然，“念众”的前提是比丘必须要讲修持，必且要具备一定的修持境界。那么，能不能说，如果比丘不讲修持，居士就可以加以呵斥甚至加以驱逐呢？我似乎没有找到相关经典里的任何依据。

　　第四，从经文中可以得知，这位昙弥大师主要的缺点是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出言不逊，满口脏话，后来寺院里的比丘众都逃亡殆尽。从僧团这个大集体来讲，无论昙弥与比丘们的矛盾如何不可调和，这都是属于僧团内部矛盾。居士作为护法团体，是否具备介入解决僧团纠纷的权限与资质？如果有，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么居士们的行为，可否视作是对僧团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进一步说，除了采取“驱逐”这种简单的、粗暴的、极端的处理方式之外，是否拥有更加稳妥、可行的、令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式？

　　第五，我坚决相信，在原始佛教时期，尽管僧团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一个昙弥事件，而怀疑整个僧团的纯洁性与神圣性。在本经中，昙弥的毛病习气，的的确确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对于昙弥这种恶劣的积习，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扼制，那么会对该地区的佛教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动摇居士的信仰、影响僧团的和合、打击比丘的积极性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居士们的驱逐行动，或许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体谅的。然而，有一件事令我深为不安：退一步说，如果昙弥本身并没有这些毛病，但是他与当地居士集团在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分歧很大。此时居士们便借机制造种种借口(比如说四处散布昙弥比丘不讲修持等)而加以驱逐，如此一来，形势就大大地不容乐观了。或许有人说我这个人心眼太小，老是把人家想得那么坏。若从历史的角度去审察种种佛教事件，我们决不能排除一部分人打着居士身份的幌子，从事破坏僧团和合的事情。

　　昙弥被居士们驱逐出“生地”(家乡)以后，就辗转来到了舍卫国，拜见佛陀。在他看来，他觉得很委屈。他对佛陀说：“世尊！我于生地诸优婆塞无所污、无所说、无所犯，然生地诸优婆塞横驱逐我，令出生地诸寺中去。”他的意思是说，我与这些居士们无冤无仇，他们凭什么赶我滚蛋？！

　　佛陀并没有搭理昙弥，而是说：“止！止！昙弥！何须说此？”——你昙弥还是住口吧，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可是昙弥并没有领会佛陀的意思，而是三番五次向佛陀申诉冤屈。佛陀无奈，只说一喻：

　　商人乘船入海采宝，都会在船上放上一只老鹰，作为指引商队航向的助手。当商船驶入大海之时，便放飞老鹰，让它在天空中盘旋巡视。当这只鹰发现海岸的话，便不会返回船中，而是继续留在天上巡察；如果看不到海岸，它就会飞回船中来。

　　佛陀在这里把话说得很明白，你昙弥就像那只在天上飞翔巡察的老鹰，大家都以你为“岸”(依止)，而以佛陀为船。如果大家觉得你可以依靠，像航行于大海的小舟得归海岸港湾那般安全无忧时，那么你就可以尽情游化，不必回到佛陀的身边来；否则，你就得重新回到佛陀身边，继续接受思想改造。现在你昙弥已丧失了住持寺院的资格，因而人家驱逐你离开。你昙弥纯粹是自作自受，现今你还好意思跑到我的面前击鼓鸣冤？

　　然而这位昙弥大师对佛陀的譬喻似乎仍不得要领，他又一次地在佛陀面前诉苦。于是佛陀专门为他作了“沙门住沙门法”的教诫。

　　那么“沙门住沙门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佛陀并没有细说，然而他讲述了很久以前的事情，从而予以说明。佛陀对此总结说，所谓沙门住沙门法者，乃是：“若有比丘骂者不骂，嗔者不嗔，破者不破，打者不打，如是，昙弥！是沙门住沙门法。”若用现在的话去解释，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套用《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别人打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正如寒山大师问拾得大师：“如果世间有人无端的诽谤我、欺负我、侮辱我、耻笑我、轻视我、鄙贱我、厌恶我、欺骗我，我要怎么做才好呢？”拾得回答说：“你不妨忍着他、谦让他、任由他、避开他、耐烦他、尊敬他、不要理会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寒山拾得忍耐歌》更是说得清楚：“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面上，随他自乾了，我也省力气，他也无烦恼，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看来，这位昙弥大师的境界，和寒山拾德大师的修行境界比较起来，似乎还差得很远。

　　最后，佛陀慈母般地对昙弥说：“你与诸比丘居止于同一寺院同修同行，此因缘是何等地殊胜。你本应对他们‘各各更迭相护’，悉心关照比丘们的衣食住行，而你却恰恰相反，动不动就勃然大怒、恶话相向。你不以为戒，反却觉得自己很委屈呢？”

　　昙弥闻后，追悔莫及。自此以后，侍服佛陀，直至命终。

　　(界定，2009年6月27日，于南海普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