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悟道年时考
(一)简状
印光法师，法讳圣量，自署常惭愧僧，1861年出生于陕西省合阳县，俗姓赵。幼攻儒书，21岁出家，22岁受具足戒。行脚参方，博学多闻，勤于劳作苦行，而以净土法门为根本之修持。33岁，由北京至普陀山法雨寺，精修念佛达二十余年。1918年(民国七年)，法师58岁，始有居士将其文稿二十余篇刊印为《印光法师文钞》，此后，渐以增广。法师于苏州报国寺创立弘化社，为近世流通佛教典籍之重镇，曾出版佛书五百余万册，佛像一万余帧。70岁息居于报国寺，致力恢复苏州灵岩山寺为十方净土道场。77岁，移居于灵岩山寺。1940年，法师80岁，10月28日召集僧俗大众，安排寺务，付托后事。11月4日晨，跌坐椅上，于全寺大众念佛声中，安祥示寂。茶毗后，建灵塔奉舍利于灵岩山寺。
海内外皈依法师座下称弟子者二十余万人，其中颇多高阶层知识分子。如弘一法师、丁福保居士等，率皆依以为亲教师。法师遗着收录于《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编和第三编，计：书函、序、跋、疏、记、论、说、铭、志、赞、颂以及杂着等，都为文献1809篇(初步统计)。
继清代梵天实贤、红螺梦东大师之后，印光法师被我国佛教界(汉语系)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
(二)应知
印光法师被尊为净土宗一代祖师，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这是我国近世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因缘。绍隆祖位，续佛慧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是自不待言的。悟佛心灯，传佛心印，名之曰祖。如达摩大师说：“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为祖师。”(〈〈宝林传》)这不但禅宗如是，凡是佛教各宗诸祖，其根本宗旨，亦都莫不如是。只是，各宗的说法，根据其宗派特色，或曰明心见性，或曰大开圆解，或曰即身成佛，或曰念佛三昧等，为不同而已。凡已明心见性乃至获证念佛三昧者，虽然不必定皆绍祖位；而绍祖位者，则必须是已得明心见性，乃至已得念佛三昧者，则是理所必然的事情。
印光法师，绍隆祖位，其已契证念佛三昧，固然是决定无疑的事情。然而，近世以来，特别是现代，由于对印光法师的研究还很不够，以致还有不少的初心的佛教徒(包括僧俗四众)、对印光法师不能如实地正确地认识，更谈不上对他的遗教有所足够的应有的重视，把他与泛常僧人等量齐观；甚至还有一些佛教徒，对他还很不了解，还很陌生。
应当指出，研究印光法师，加深对他的了解，发扬其遗教，这对于现时代和实践佛法，都具有着十分重大和极为深远的意义。印光法师，无论从儒教到佛教，从做人到学佛，从家庭到社会，从伦理到教育，从药方到保健，从国民到国家，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从方便到究竟，于一切方面，都不能不说是近世佛门中一位杰出的、伟大的、光辉的典范人物。他生活的时代，距今半个世纪，世事。人事，虽然已经发生巨大的变迁。然而，时间毕竟不算太远。他所提倡的上述各方面的道理，应该说依然还是真理，永远是真理，丝毫也没有改变。如实地研究和了解印光法师，无疑地将会对我国佛教徒继承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促使当代佛教更加完善地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住持正法；自利利他，爱国爱教。以及对国际间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产生更进一步的良好影响。
作为自从皈依佛门一开始，直至现在，始终熏沐在印光法师遗教恩惠之中的我自己，也并没有切实地践行法师的教诲，谈不上对法师的实际能够有所正确的认识。勉为此文，对法师的悟道因缘，试为探讨，并以就教方家；若能起到一点砖石的作用，便属万幸！
(三)示法
关于印光法师在其生涯中，何时获证念佛三味，发明心地的问题，实为我国近世佛教史上不容忽略的重要问题。其《文钞》之各编，法师自己不仅不肯明说，相反，总是以凡愚自居。纪念法师的文章，或编者的语言，对法师悟道一事，虽然都予充分肯定，临到具体，也都含糊其词，或语焉不详。所以，颇有研考的必要。
印光法师之为人，一味平实，敦朴天然。恪守佛祖风范，谨遵《楞严经》所说“终不自言……泄佛密因，轻言未学”的佛制，于其自己所悟所证境界，从来不肯衔示于人。我们探讨他的悟道年时，也只能根据他的遗着《文钞》中的书信、论文等，推研考究，加以判断。
印光法师对学人的每一项开示，每一篇文字，皆无不是自己在躬行实践中真修实悟以至确证所体验的实际，绝无一言一句虚发。这从他开示别人的书信，也可以证知。他开示说：“凡欲劝人，必须自己实行其事，则人自依从。”(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三《复王雨夕?王雪夕居士书》并且反复强调“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此自利利人、已立立人之铁章程也。”(《文钞〉〉三编《复林赞华居士书?十》)同样开示，反复见于致李尔清、薛英慧、刘一鹤、朱万僧等许多人的书函中，具见他重视于此的程度。
关于悟和证的问题，印光法师开示说：“悟者，了了分明，如开门见山，拨云见月。又如明眼之人，亲见归路。亦如久贫之士，忽开宝藏。证者，如就路还家，息步安坐。亦如持此宝藏，随意受用。悟则大心凡夫，能与佛同。证则初地不知二地举足下足之处。识此悟证之义，自然不起上慢，不生退屈。而求生净土之心，万牛亦难挽回矣。”(《印光法师文钞》正编卷一《复永嘉某居士书?五》)可谓语语见谛，字字契真；简明确当至极。
法师闭关结七、克期取证。曾向康泽法师说：“光必以死期败烈(原注：死期败烈，北方土语，烈者，功烈。败者，败坏。如张巡守睢阳，誓立灭贼功烈。以死为期，决不退败。若不死，必定要成此功烈。若死，才见败坏耳。此语，北人常谈，南方未曾未闻，故标其意致耳。)哀求加被。即当时不蒙加被，终有加被之日……决定要得心佛相应，方可稍安此心。”(《与康泽法师书〉〉〈〈印光法师文钞》卷一)这是何等语气；出自一向以“身教重于言教”为规箴的印光法师其人之口！所谓旷劫殊勋，在此一举，大事不办誓不甘休。破釜沉舟，可为确证。
关于修持工夫方面的开示甚多，这里不能罗列，且举二三例稍加说明。《复明道法师书》说：“若心中空空洞洞，除一句佛外，别无一念可得，则庶几有得矣。”(《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一)明道法师原为居士，辅佐法师在弘化社工作多年，遂即出家，关系可谓至近，所教皆是实际；这也是法师所亲历的修行过程，可以肯定。又如《复徐紫焜居士书》说：“凡静坐时，但心中默念佛号，此外不加一点别的工夫，及别的念头。久而久之，全佛是心，全心是佛，心佛不二，心佛一如。且问甚么禅定有如此之深妙乎？甚么工夫有如此之高尚乎？”
(《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三)也是法师自己由此走过来的道路，故以万分决定的口吻为人揭示。又，《复唯佛居士书》说：“至于现在生之如何若何，一任其水到渠成，春来花放。”(同前)则纯然是工夫到家，“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的境界的吐露。举凡《文钞》中，类似的开示，贯彻始终，如上所举，不啻沧海一滴。
(四)泄真
举凡三编(共十大卷)《文钞》，全是印光法师悟道以后的真实悲智的吐露。不过，就中也可以看出其直接显示“本来面目”的地方。当时，有一位高鹤年居士，踏遍名山，于禅于净，皆有高深造诣，与法师过从甚密。高居士时有不惮远劳，拟欲朝礼云南鸡足山(传为摩诃迦叶尊者——禅宗初祖之道场)的想法。法师开示说：“窃谓不须远去。但取可安身处，随缘念佛即已。鸡足之行，若在海道，则颇费钱财。若在陆道，则苦不堪言。何如倒却门前刹竿，随时随处与迦叶尊者晤对之为愈乎！”《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一《复高鹤年居士书?二》)直揭本地风光，完全是禅师的口吻。这封信写于1918年，即民国七年十月十五。(印按《五灯会元》卷一：阿难一日间迦叶曰：“师兄！世尊传金襕袈裟外，别传个甚么？迦叶召阿难，阿难应诺。迦叶曰：“倒却门前刹竿着！”)又信开示高居士说：“而念佛三昧，仍是全体业力。……谁知宿业，竟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同上?复书?三)这种吐露，绝非泛常之语。我们所应着意之处，如文中用“仍是”、“竟与”这样的副助词来行文，很明显，是己经亲临其境，见到“原来是这样”的口气。文中“谁知”，语意几甚明显，意即“迄今为止；不曾知道，到现在，才知道。”意即“原来不曾求到”，“哪里知道，原来竟而这样！”所以，这“谁知”两个字，也是我们不可马虎、草率，当面错过的。这与永嘉禅师《证道歌》说“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同出一辙。高鹤年居士一生献身佛教，曾舍家为寺；南参北学，遍访天下知识；深通教相，颇具一定的契悟，实为法门巨擘。与法师声气相通，法师向之而发如上之语，殆非无端。这封信，写于1919年，民国八年十月初四日。明朝万历年间，莲池大师行脚来北京到东昌，述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掷戟浑如梦，佛魔空争是与非。”后来，憨山大师指出，这是莲池大师悟道的发露。(《云栖法汇?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盖偈之首句的“疑”字，与次句的“遏”字相为呼应；而直接揭示则在偈之末句。有识者谓，现在印光法师亲见“宿业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也正是这个道理。——佛魔空争是与非。(《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一．４７页)
(五)时限
印光法师之向外界发表文章，其时始自1912年，即民国元年。尽管这时发表文章，还不是出于法师自己的本意，但是，不管如何，这时(应是较这时更前些时)法师已经写出了多篇文稿，而且，现在收录在《文钞》正编第二卷中的八篇论文，其中半数以上，是这个时候的撰着。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是法师数十年由修到悟至证的丰硕成果；是(自出家)三十多年来苦行精修的心血结晶。是永不磨灭的法身舍利。从此往后，直至圆寂，又是一个三十年间，这种结晶和舍利，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广化众生。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法师52岁，这个时间，是他自利利人的分界。在这以前，他专门自修。他的性格，他的作风，完全可以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直到他自己认为此事(出家根本大事)已经有把握了，已经稳妥了，他才肯把精力转移向外，随宜施化，利益他人。(专门自修和向外施化，是约主要倾向说。即自修时也随缘施化；施化时也更是自修。不可作绝对的理解。)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法师在遗着中曾有数处自述。现在引其一处自述说：“二十余年(按此指：自1893年光绪十九年，33岁，由北京到普陀山法雨寺时起，至1918年，民国七年、58岁；共25年间)印光二字，未曾一露于外，故无一过访与通信者。自民国元年(1912)，高鹤年居士给(原文注曰：给，音台，上声，欺也)其稿去登《佛学丛报》，彼以光不欲令人知，因用一‘常惭’之名，此非是名。而徐蔚如、周孟由见之，甚喜与已之知见相合。遍问诸人，皆不知。，至民国四年(1915)，蔚如问于谛闲法师，谛师以光告。常惭，谛师亦不知。以鹤年持其稿，令谛闲法师看过故也。从此，蔚如搜罗排印(原文注：在北京)。至七年(1918)，又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留板。从此以后，日见扰壤。欲求一日之闲，不可得也。自此以后，不能不用印光之名。故凡有求题跋者，皆书‘常惭愧僧释印光’耳。”(《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四《卓智立居士书?一》)由此可见，法师谦德流光，终不可掩；因缘时至，水到渠成；龙天推出，乃是势所必然的事情。
1913年，民国二年秋顷，高鹤年居士至普陀山拜谒印光法师，乞其论文《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等四篇，稍迟复将《净土决疑论》等，先后刊载于上海狄楚青居士主编的《佛学丛报》。真达、了然、德森诸师所述《印光大师行业记》说：“师出家三十余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文钞)第三编卷下)事实正是这样。
总之，据如上事迹，我们可以证知：印光法师悟道(得念佛三昧)年时的最后限，即当在这时期。则其悟道的具体时限，若在光绪末年时，或在宣统年间，至迟亦当在民国元年以前，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由于印光法师之为人，谨严至极，绝对是如《论语》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彻底实践者。从其一生诲人不倦的文字般若来看，无一不是反映出这一点而闪烁光辉。他“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关于个人修证所得方面，他有两条原则：一是严守佛制，绝不衔露于外，以防止、杜绝授与奸佞邪妄者以口实；二是观机逗教，无缘(平等)无私，绝不肯以自己尚未企及者，以教示他人。其论文并诸函文等所有文字，皆从其彻底了悟的心地中流出，如数家珍，而又复应机施教，俾僧俗一切人各能获得佛法的真实利益。如高氏乞去的数篇论文，按佛门常情，亦不可能是悟道之后的即刻之作。就一般情形说来，悟道以后，还须善养其道，还须有一个由修至证的过程。如法师致高鹤年居士书，很谦逊地说：“只因久居普陀，每有命其代表者，略录一二，
以备自览。”(《文钞》第三编卷一《与高鹤年书?－》)此信是法师于民国三年(1914)四月初八日所写。由此可知，其所有文章，应是发明心地、已事已办、悟道以后若干年月，逢遇因缘所心，为挽救时弊，有所针对而不容不写。写，乃是有鉴于当时佛教界的情况，运其大悲大智的正觉之
何况，了悟心地大事，实非细事。如印光法师，一贯沉潜厚重朴实无华；凡事必操至确实稳妥可靠程度方可。对于这种千古以来根本大事，当然不肯草率，必然如同古德风范。即悟道以后，还须在一定条件下，继续息缘住静，如同抚育初生婴儿一般。所谓长养圣胎，而必不肯率尔出世应事的。如唐大梅法常禅师，“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以景德传灯录》)如宋天台德贯禅师，“三十年来独掩关，使符那得到青山。”官府相召，令当寺院住持而拒绝之。(《禅林宝训》卷中)此凡在古德，几乎无不如是。由民国元年至七年(1912－1918)这一段时期，印光法师仍然坚持不愿露面出名，可以说明这一点。
由此可知，印光法师，应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的若干年以前，便已经大事了办，即如所说获证念佛三昧。其具体时间，固然不可以测定，总在清末民初这一段时期；是尚就其显明可知，而较至迟的时限来说的。法师悟道时的年龄，核此时期，约当他45岁，乃至50岁之间。
(六)追说
印光法师的《宗教不宜混滥论》。《净土决疑论》等文章，被刊载于民国三年(1914)的上海《佛学丛报》。才一面世，立刻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此时，法师犹继续晦迹韬光，不肯用真名，署以人皆不知为谁的笔号“常惭”。此论一出，直如杲日丽天，金鍮立判。被一致公认，是为人天眼目、正法眼藏。其时《佛学丛报》主编者评曰：“悟了妙心，精持全藏；高踪卓荦，密行妙圆。稻光海岸，养慧珠于紫竹林中；閟迹岑楼，培智果于白莲台畔。”《印光法师全集)2556页)可以说，语语允当、言言中肯，并没有些许溢美之词。名士、佛学大家徐蔚如评曰“宗眼圆明”；许止净评曰“深入华严性海。”
民国十一年(1922)，当时国民政府徐世昌大总统，题赐“悟彻圆明”匾额，赍送普陀山，表扬法师道德。山中香花供养，盛极一时。法师面对如此莫大殊荣，如同未见未闻。令将匾额收拾起来藏之，从来没有悬挂。
如所周知，弘一大师是一位对待生活真理极其严肃认真的人，从来不肯随便许人，唯对印光法师，尊崇至极。自己已经出家了，还一再恳求印光法师，一定要皈投其座下，为其弟子。民国十三年(1924)，弘一大师给一位居士的信说：“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前年曾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法师未许。去岁阿弥陀佛诞，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宝慈力加被；复上书陈清，师又逊谢。逮及岁晚，乃再竭诚恳请，方承慈悲摄受。欢喜庆幸，得未曾有矣。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曾云：“法雨老人(印光法师)秉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蕅益大师)，步武资福(清澈悟禅师)。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弘一法师《复王心湛居士书》)由此可见，弘一大师对法师尊重仰慕之情，同时为法师作了如实写照和评价。
最后，补充一点。《印光法师文钞》一书，曾经受到日本国佛教界朋友的重视，并为之流通的殊胜因缘。印光法师说：“冈野增次郎、圆山和尚，不以光之文钞芜秽不堪见弃，殆宿世曾有缘之所致。”又说：“光文钞，意虽可取，文不足观。蒙圆山、冈野二开士，欲为流通，实深惭愧。”(《文钞》第三编卷一《复恒惭法师书》一及二)
还有，当印光法师圆寂的前一年，即民国二十八年(1939)冬季，曾有日本国佛教人士，专程来到苏州灵岩山寺，访问印光法师。文献记述说：“谒见大师有所请问，互用笔谈。大师自述略历、行愿。”(《文钞》第三编卷上首页)互用笔谈，这说明当时没有释译。好在彼此都是汉文字文化的国家，同气连根。通过文字交流，心心相印。这实在是值得永久怀念的中日两国佛教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以上，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注：此文末段所记，1939年冬有日本佛教人士来苏州灵岩山寺谒见印光法师，互用笔谈一事，承姚寿先生见示：在日本时曾闻诸牧田谛亮先生相告，访问过印光法师，当此时(1939冬)。又日本佛教大学学长高桥弘次先生见告云：先辈著名佛教学者塜本善隆先生有记述印光法师事迹之著书。塜本先生当亦曾经面见过印光法师，稻冈誓纯先生见告其时，即塜本先生偕牧田先生二人来访印光法师的。
“二战”结束前，牧田谛亮先生在中国从事佛学研究工作，约十年以上时间(或更长时间)，现年89岁，任日本歧阜女子大学教校，京都佛教大学研究生院导师，著作有《中国佛教史》等许多种，为当代著名佛教学者。《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首页只记时有外国人来访，而未明记氏名。殆以当时无翻译，或因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抗战方酣，故不予记之。现在可以明确，1939年冬来访者，当为日人塜本善隆和牧田谛亮先生无疑。
传印记 1996、10、8
于第六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举行处之新葛影宾馆32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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