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对前面地方办学的介绍内容看得不多，后面冯哲老师讲的内容我全听到了。听到这些内容，我觉得一直都是我心里想要办的事。看到自己一直在想着的事情有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学者专家都在做，我觉得很欣慰。

有些问题我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思考，比如说刚才冯哲老师提到的儒家的学问，让少年儿童从小就开始接受这种教育，这一点我从很早就很积极，想推动类似的事情，在藏系办学。青海湖的北海禅院就是一所藏系的学校，而且这所学校不光是教育少年儿童，也教育大人。这里将来会是一所综合性学校。如果有可能，藏区的民众和学生可以在这里受教育，汉地的民众也可以。

北海禅院举办这一次文化夏令营有一个很主要的愿望，就是：汉藏两地的文化能够进入一个对等健康的交流。这需要很多条件，比如刚才冯哲老师提到的率先由国家很重视地推行一个大的工程：把文化经典翻译成中英文对照版。如果由国家来做这件事情，就会很顺利；如果由民间团体来做，就会比较费力气。但是目前我们也有这个心，怎么办呢？我们虽然仅仅只是民间团体，但也朝着这个方向走。而且翻译成藏文的工作，可是关系到背后的很多问题。

在早期唐宋的时候，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等一些。那时候还有很多汉传文化和佛教典籍翻译成藏文。而到近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以后，翻译成藏文的文字就越来越少了。法尊法师在的时候还翻译过一些，翻译的内容主要是以政府文件，包括共产主义典籍为主。但是关于汉传的典籍和文化经典翻译成藏文就很少了。

我们在组建北海禅院首先第一个愿望就是这一点：要让汉藏文化进入对等的交流。不光是有藏文翻译成汉文的，汉文一定要有翻译成藏文的。因为这样才能对等。其实如果没有汉传文化典籍翻译成藏文的基础，藏文翻译成汉文的基础也会比较弱：翻译成汉文的很多词汇离藏文的原始精神还会有所欠缺。

这里面要考虑到民族文化结构问题，还要关系到民族心态、人的心态问题。藏地民众和汉地民众的心态各有特点：藏传佛教里面首先入门的方法重视三皈依，重视依止上师，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入手。而汉传佛教历来往往以禅的精神为核心，禅宗基本上是汉传佛教的一个特质。而禅的精神往往是“久坐必有禅”，以一个比较简单直接的方法就可以进入。这背后有一个民族心态的问题：汉人从内心里历来就有这么样一个习惯——简洁，包容，以点涵盖很多层面。

就像老子《道德经》里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这六个字，后世解释这六个字的典籍可是不知道多少，汗牛充栋。由此可见，汉文表达的信息量涵容得特别广泛，又特别简洁：一个字所点到的点往往是其他文化体系长篇大论说完了也点不到的一个位置。就像汉传医学里面点穴的功夫一样，点到一个点牵动一大片，但是很简洁的这么一个点也就够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文字一般都比较短，例如《论语》和《道德经》都不长，但是历来它们的价值可以说无法衡量，缔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那么，这种简洁跟藏传佛教的文化特征比较起来，我们就发现它们背后有一个不同的分界线：藏传佛教和藏传文化很重视信，直接信入，文化结构非常明晰、具体，就像藏传佛教重视次第、因明，条理非常明晰。而汉传佛教和汉传文化都会有这么样一个特点：就是简洁、直接。这种简洁和直接可能跟汉民族以前的文化习惯、地理位置、生活条件各个方面的因素都有关系。

如果是做文化交流的工作，就有必要关注这个问题：比如有些东西不能移植，但我们可以互相借鉴、参考，进行对比研究，乃至于可以取长补短。但有些东西如果是做百分之百的移植，可能会有点问题。比如说修行方法，藏传佛教的修行方法优势区块在皈依三宝、发菩提心的基础教授，几乎贯穿整个佛教体系的大的基础。这样一个方法拿到汉传佛教修行体系中来进行普遍推广，一开始还可以接受，时间一长就会发现有一些很自然的不好磨合的东西：这里面有一个民族心态的问题需要处理。没有处理好直接运用的话，时间长了一个汉人就会觉得我这个修行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是不是错了？就会感觉心里面不对。这种情况我想像冯哲老师这样专门做教育研究的人应该非常明朗，我在这里表达能力有限，但我觉得这是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有了一个两百年、三百年、四百年的长时间渐渐磨合，渐渐交流，我相信一定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是在短时间里面，如果一定要具体地解决掉，进行直接地拿来运用，这个问题也就会很大了。

就像荣格谈到心理学时谈到的土壤问题，就是表层土壤和深层土壤的问题——在土壤表层，黄土的地带就是黄土，黑土的地带就是黑土，沙漠的地带就是沙子。如果翻过去利用，原来的地方就会被分化。拿一堆黄土放到黑土地上，放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到了十年八年的时候，黄土就会自然地被融化到黑土中去了，黄土就成了黑土了。所以文化交流基础的问题还需要关照。

但是到了深层次的问题，它们彼此之间一定会有共同点。表层有黄土、黑土、沙子的区别，如果到了很深的层次，共同的土壤是一定有的。深层次的土壤在我看来起这个名字比较合适——“文化背后的文化”。对于文化背后的文化，我想说的就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信仰跟文化还是有一个距离：信仰往往直接解决心是什么，直接解决生来和逝去，直接解决生和死的问题；而文化起到一个组织和结构，也就是组织人的心灵结构的作用。信仰是更深层次的——解决生和死的问题，这是信仰的核心。

信仰和文化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应该是一个船和船上面的人的关系。无论是什么信仰，文化一定是载体，不管什么信仰都依靠文化来表达，文化可以彼此跨区域地互相沟通、交流，而信仰是文化交流内容里面最精华的部分，它是文化背后的文化。船从此岸渡到彼岸，是用来装东西到彼岸去的，而船上的人和东西是文化的核心，可以把它称作文化背后的文化。

信仰其实说具体一点就是个宗教问题，比如说儒家、道家，作为一种学术和思想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从信仰这个角度来说，汉传佛教以一个宗教的面貌出现。文化体系和宗教之间的区别，梁漱溟先生曾经和泰戈尔讨论过，泰戈尔不断提问：“儒家是不是宗教？”当时梁漱溟先生在儒家文化的学养颇有影响，回答说：“儒家不是宗教。”然后就谈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出来孔老夫子当年更重视一种率真而直接的做人态度，而孔老夫子以后，到了孟子以后的大家，把仁、义、礼、智、信这些做人和社会伦理规则树立完善起来了。对于心性，也基本确定在人的自性本来是善。这样一来，以文化的形式构建了社会的普遍概念，和信仰还是有着某种程度的区分：因为信仰是解决的生死，所有信仰其实都是从这个问题开始才称为一种信仰，宗教也是从这个问题开始谈才称为一种宗教。

就我个人而言，更确切地说，比如儒家，在中国的文化长河当中，把它说成是一种文化更好一些，如果把它说成是宗教就会有一些笼统的地方了：比如说佛教里面的禅宗和净土宗，一提出问题就是“死了往哪里去？”可能在儒家或道家的经典里也会谈到人死了往哪里去，可是它中间的步骤就不会探讨得那样深入。它在历史上出现的任务不一样，而宗教出现的任务是另外的，它是专门要解决生从何来，死往何处去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禅宗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自性如何直接去开悟；而净土宗所面临的就是我们一旦圆寂，我们可不可以往生，我们要往生的是一个跟这个世界不同的世界。它所直指的就是生来和死去走向的这样一个问题。

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文化交流里边有一个不同土壤之间彼此的文化交流问题，还有一个意识心灵结构的板块，和我们深层次的心灵来去，我们的生命来去，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纵向交流。这种纵向的交流就是决定我们是从文化的角度直接过渡到我们的心灵源头，然后从我们心灵乃至生命的源头回过头来看文化结构的问题。

所以文化交流有一个平面的民族和民族之间的交流，还有一个纵向的交流：从我们的知识结构过渡到我们心灵、生命当中去的一个交流。我认为文化交流应该像这样谈，建立成为一种立体的、交叉的文化交流，那么这样一种文化交流就会很贴切，会比较明晰。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文化、历史方面的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我拿现在的知识来进行判断是有一些问题的：有时候就会把一种文化直接以宗教的面貌来出现，但所解决的问题却不是宗教的问题，就会有一些含糊。

我今天谈的题目是“文化背后的文化”，是这样一个想法：文化有一种平面的交流，这是时代所需要的：马上我们就到地球村文化时期了，我们现在不交流就把交流的机会让给西方的文化，他们会很快地交流过来，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很多机遇就失去了，很多可以受教育的人就失去了教育的机会。还有一种纵向的交流，就是生命底层的这样一种文化，和知识结构、伦理结构当中的文化进行交流。平面的文化交流是以地区和地区为界限的，纵向的文化交流是以信仰文化结构和伦理知识的交流，是以人为单位、以人为界限的，所以是人人都需要的。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