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真

在公元67年的一个日子里，汉代的国宾馆“鸿胪寺”内，迎来了两位圣僧，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尊者的到来，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印度梵文的“罗摩”与中国的“寺”、“院”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于是乎便有了中华第一寺——白马寺。而我们这些佛弟子也就拥有了属于自已的修学道场。

伴随着佛教的弘传，我国的寺院佛窟纷纷建立，开始遍布神州大地，在佛教盛极一时的南北朝时期，北方佛寺在北魏末期达到了三万余所，南方佛寺在萧梁时候达到二千八百余所，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仅仅是举其着名者而言，北魏洛阳永宁寺的宏伟壮丽，曾令天竺来的菩提达摩大师叹为希有，赞赏终日，唐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禅宗僧居，称为“丛林”。在当时丛林中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寮舍等建筑，不设佛殿，与佛世“僧伽蓝”的风格颇为相近，适应了中国的国情民俗。宋代以来，丛林寺院逐渐形成诸宗大体一致的规制格局，寺院主体建筑一般按“川”字形布局，包括诸佛、菩萨护法神像的三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大悲坛)、地藏殿、伽蓝殿，安置法宝藏经的藏经楼或毗卢阁，供祖师的祖师殿、影堂、罗汉堂，供讲经说法、集会、坐禅、传戒用的法堂、禅堂、念佛堂、学戒堂，供僧众起居的方丈、茶堂、客堂、斋堂、僧寮、客寮、延寿堂(养老之处)，藏舍利、骨灰的佛塔、塔院、海会塔，置钟鼓的钟楼、鼓楼，以及放生池、莲池、亭台园林等。这些最常见的“伽蓝七堂”的建筑格局，一直沿袭至今，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综合性佛教寺院。

适应中国社会条件和中国特殊性质的佛寺，光有辉煌的建筑，还远远不够。同时应该考虑到所肩负的宗教、文化、福利三方面的作用。

首先，就宗教方面而言，佛寺应作为弘扬佛法、进行社会教化、满足民众精神需要，及僧俗佛教徒修学佛法的道场。寺院以及巍峨壮观的殿堂，悲智双运的佛菩萨像，庄严富丽的法器供具，浩瀚的藏经及柱壁门楹上随处可见的经文、楹联，僧尼清净离欲的生活方式和威仪风度，向人们直观地展现出三宝的形象与佛教的基本教旨，在观瞻者心中留下对佛法僧的深刻印象。寺院，实为住持三宝的实物性表征，为瞻望佛国净土的窗口。

在中国，受三归五戒的佛弟子未必很多，但直到如今，一生未曾到佛寺观瞻游览者，恐怕没有多少，作为瞻礼祈祷的投诚之地，佛寺首先提供、满足了广大人民最迫切的宗教需要。朝山拜佛、拈香祈愿，是比三皈五戒的佛教圈子大得多的广大民众信仰佛教的基本方式。这种低层次的信仰，尽管带有中国传统多神崇祀的味道，但其正面的教化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观瞻礼拜、祈祷供养，即使是出于某种世俗的功利目的，也起码能使人放松心理负担，获得精神安慰，受佛菩萨形象的熏染，心灵得到净化，并积集了福慧资粮，种下了成佛之因。《法华经》偈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礼拜供养，功德更不可思议。佛寺、经像给予民众这种究竟利益，及安定人心、净化社会的作用并非是用经济眼光所能衡量的。

佛寺作为住持僧宝居业之所，自然成为佛教法事活动和弘扬佛法的中心，成为联系佛教与民众的枢纽。讲经说法、举办法会集会念佛参禅等学修活动，从来都在寺院进行。同时佛寺还是培育弘法人才的学府，无数高僧大德，都是在寺院的洪炉中治炼，成长为人天师表。诸宗之学，无不诞生于寺院，多数佛学撰述，都出于寺院中的高僧之手，寺院实际上也是历代佛学研究的机构。

其次，从文化方面来看，寺院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设施，在文物保管、旅游观光、图书收藏、外交、文艺、园林、医疗、武术等多个方面，都有其不容忽视的文化价值。中国的佛寺，多建于通都大邑、名山胜地，故有“世间好话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居多”之说。寺院内那红墙黄瓦、雕梁画栋，飞檐塔影，暮鼓晨钟，与历代僧人精心培值的园林花木相辉映，与自然景观结合为一体，提供给人们一种超凡脱俗的清净境界。自古以来，观览佛寺为雅俗相共的高级享受，唐人“偶来萧寺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的诗句，道出了人们游赏佛寺所得受用。

综合了文物、图书、园林、艺术、佛寺活动、僧宝于一体的佛寺，同时还是保存、传续东方传统文化教育的好课堂。宋儒当年观佛寺钟鼓齐鸣，梵呗清幽，僧众威仪整肃，进退有序，曾赞叹“三代礼乐，尽在于斯”，从而激发他们复兴古代文化的决心。现代人游观佛寺，最起码也能增加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性知识，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继承、发扬振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最后，还应考寺院所应承担的社会福利事业，依大乘利乐众生的精神，隋唐时代的佛寺，曾设有救济养护贫病孤弱的悲田院、养病坊和积集佛教净财的“无尽藏”(一种佛教银行)。佛寺曾收留保护过各种难民，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隋文帝、武则天、唐宣宗、明太祖等帝王，即位前皆曾隐迹于佛寺，佛寺还成为贫士寒儒读书治学的处所，古来不少名人如刘勰、范仲淹等，都曾读书于佛寺，不少名篇巨制，是在寺院中写成。饥瑾年月，佛寺开展社会福利事业的传统进一步得到发扬，不少寺院曾办过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等。

近二十所来，佛寺建设的步伐进展得很快，成绩也相当可观，多数的名刹祖庭，已修复一新，现在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那便是有相当多的寺院，已完成了寺院建设，并已担负起了宗教、文化、福利这三个方面的功能，可是寺院正当的合法权益，却屡招侵犯，使人深感痛心，这主要表现在：

完全不顾及宗教的历史与定制，当地政府与寺院争夺利益，例如：火化本是古印度的风俗，是出家人遵循的一种尸体处理方法，在历代均是如此。在封建社会，事死如生的情况下，广大的出家人能够做到如此的洒脱，本应得到普遍的赞誉。成都双流的应天寺，本着这一精神，在寺院建设的整体规划当中，亦办有多个化身窑，为僧俗解决了身后的实际问题，本是一件自利、利他的大好事，却被地方政府以种种理由要予以取缔，取缔的理由就是因为不卫生，不禁使人愕然，推行火化措施，是解放以后的事情，而流传下来二千余年的习俗却这样不堪一击。而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一个利字罢了。

以种种无端的理由，对寺院建设横加干涉指责，并做出巨额的罚款。重庆华岩寺官厅内有两颗银杏树，距今只有三十几年的历史，其中一棵生了白蚁，而另一棵也影响到了建筑的安全，为了保险起见，被住持下令砍掉了。不料此一正常之举，却引起祸端，住持被强令写出检讨，并被罚款十万元。一位大寺院的住持，一位直辖市人大代表，一位佛协副会长，一位收徒近六十万人的爱国老法师，为了保护寺院建设的正常进行，竞招致此种手段，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呢？

此上所列举的，仅仅是与这十几年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十分不和谐的音符，可喜的是，在中国佛协的努力下，有一大批老大难的寺院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诸如广州光孝寺、开封大相国寺、沈阳长安寺、大足圣寿寺等许多的寺院问题得以解决。我想，要切实地保护自已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就要加强学习各种宗教政策法规，在政治上、思想上与中国佛教协会保持高度的一致，努力提高自已的学识和水平，勇敢地融入时代大潮，为实践自已的信仰，维护佛教的合法权益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