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奸除罪化”最被质疑的是：它会不会动摇婚姻的稳定基础？我们不妨检视此一命题：

       大前提：维持婚姻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小前提：通奸除罪化会动摇婚姻的稳定性。
       结　论：因此，通奸不宜除罪化。

       这两个预设前提，放在个案或社会的情境之中加以检验，可能都有问题。第一、通奸罪的存在，或许并非维持婚姻稳定性的关键要素。第二、依个案来看，苦聚不如乐离，恶质的婚姻(例如：丈夫有凌虐妻儿之暴力行为)，未必见得需要维持其稳定性。还有，在社会变迁之中，婚姻的稳定性也已不再如过往这般重要了。

       从因缘条件的供需法则以思量之，则婚姻的稳不稳定，常系乎婚姻双方的心理需求、现实因缘，与社会文化所提供的背景条件；通奸罪之存在与否，反而不是关键性要素。社会背景的部分且先不谈，就婚姻双方而言：

第一、倘若双方都有让婚姻存续下去的心理需求与／或现实利益，就自然容易维系稳定的婚姻关系。

       第二、倘若只有单方面具足此一心理需求与／或现实利益，则其有两种对应之道：一、无论如何屈居劣势，也会想办法维系婚姻关系。古代无经济自主条件的女子，不得不容忍丈夫外遇或三妻四妾，将原属男子与女人间的情欲矛盾，转化成“两个乃至多个女人和平共存”的局面，即属此一情况下出现的婚姻稳定性。二、为了维系稳定的婚姻关系，不惜将危及此一关系的第三者予以歼灭或严予惩罚。于是，争宠、捉奸、情杀之事，层出不穷；通奸罪到最后大都演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罪魁祸首的男子反而在一旁纳凉，原因在此。

       第三、倘若双方都无此一心理需求与／或现实利益，则婚姻之稳定性自会大幅削弱。晚近社会中，离婚率大幅提高，非婚姻之同居关系也极为寻常，这绝非“人心不古”之泛道德论所可解释，它所反映的只是现实层面的供需法则：当代人心或社会，对婚姻制度的现实需求，已不若古时来得这般殷切了。

       人类因情欲而必须付出生养后代的代价，而女性的怀胎期与后代的幼弱期又极其漫长，在这母子亟须保护的期间，保护的责任归属问题，使得人类不得不发明出种种婚姻制度。母系社会的制度，也许比较符合情欲的原型——它把此一责任归属，置于女性的兄弟之中；舅舅有保护姊妹与甥儿的责任。在父系社会中，此一责任归属转置于情欲行为当事人身上，于是，丈夫有保护妻(妾)与养育儿女的责任，但前提是：妻(妾)必须向单一男性输诚，以确保儿女血统的纯正。

       然而这种供需层面的现实考量，却逐渐演变成在“情欲忠诚度”方面男女不对等的道德、习俗乃至法律。为了矫治这种不公平与非正义，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出现了，它照顾到了爱情所难以避免的“占有欲”，规范了男女双方的对等忠诚，因此它也较诸父系社会，照顾到了女性在实质上与精神上的保障——依法男子不但不可三妻四妾，也不得拈花惹草。

       但是法律的实施，并不意味着习俗能立刻跟进，所以社会习俗对女性“情欲忠诚度”的要求，还是比对男性的要求苛刻得多。在此文化制约之下，那些受到外遇之害的女子，大都在“惩罚配偶与第三者”与“只惩罚第三者”的两个选项之中，选择后者；对她们而言，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是符合其“利己原则”的。这已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是无孔不入的，简直让人找不到下手变革的着力点，于是部分女性主义者转而诉诸法律，希望在形式上先将“通奸的刑事罪”全面解套，以免它徒然演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而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与非正义。

       还有，避孕术成功后，两性可以有婚姻关系，而亲子的牵系不一定存在；女性经济独立后，可以无婚姻关系，却拥有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试管婴儿的医学技术发达之后，单身女子更有了不透过“性”即得以生育子女的条件。这一切，都改写了传统婚姻、家庭与亲子关系的概念。情欲自主论、通奸除罪论，都是在这些社会所提供的背景条件具足之后，才被提出来的“后现代情欲观”。

       这些观念，颠覆了“万恶YIN为首”、“糟糠之妻不下堂”等等汉民族传统的道德观与法律观。它在情理上是否都站得住脚？容可再议，但它在事实层面的发展，却印证了一项佛陀所开示的法则——“缘起”：一切现象都随因缘而变迁生灭，无有永恒(是名“诸行无常”)；一切现象也不可能独立自存，而是因缘条件制约的结果(是名“诸法无我”)。此一定律，证诸攸关婚姻课题的道德讨论或法律诉求，显然若合符节。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于尊悔楼
——刊于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