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摊血”事件一审民事判决，竟判证严法师因传述“保证金”三字而败诉，必须赔偿一百零一万给当年拒绝为原住民产妇看诊的医师。判决结果一经公布，舆情哗然，咸表不可思议。医师家属就在此时，抛出了“谁先放下谁先赢”这么一句漂亮的话，有的媒体引为标题，认为此语饶富哲理。其实只要稍有哲学训练，就知道这句话本身充满矛盾——真正“放下”的人，哪会心存“赢”之一字？

        医师家属在赢得了这场不义的官司之后，竟然声称被告应先放下；第三者旁观之余，也谆谆教诲被告要学习放下。他们有权利这么说吗？廖中山教授曾说过一段富有哲思的话：“甲害了乙，甲要求乙原谅，叫作无耻。作为第三者的丙要求乙原谅，叫作无聊。”这段话，最值得教人“放下”的医师家属与第三者三思。

        其次，我们再来推敲，谁可以放下？要如何放下？话分受害人、原告与被告三头来说。

        先谈受害人。三十七年前在凤林诊所地上，流下了一摊血的原住民产妇陈秋吟女士，早已溘然长逝，化为尘土，不放下又能奈何？但是，当民事判决把事件矮化成“两个好人之争”，医师家属刻意回避面对当事人的伤害，而国人又集体遗忘他们的血泪沧桑时，请问，当事人与第三者凭什么要求他们放下？

        再谈本次代拒诊医师兴讼长达两年余的家属。他们当然应该放下，但绝不是在赢了一场不义的官司，并单面声称业已平反乃父之“清誉”以后，若无其事地宣称“放下”。这种表现，不但混淆是非善恶，而且会形成受害人家属的二度伤害。因此愚意以为，他们在放下之前，必须先代其业已中风而不省人事的父亲，诚挚地向受害人家属表达忏悔之情。

        由于医师家属的作为，导致如今几乎无人不知乃父与“一摊血”之关联性，看似孝顺，实则业已深深伤害乃父行医的一世清誉，所以他们也理应向父亲表达真挚的歉意。

        即使复仇兴讼，事属人之常情，在此笔者无意臧否此举，然而目的即使正确，也不表示手段必然正当，他们必须为其以骇客手法侵入慈济内部资料库之行为，而向慈济人道歉。

        总之，医师家属必须先具足忏悔意识，再谈“放下”不迟。否则侈言“放下”，会令人觉得格外刺耳。

        最后再谈慈济与证严法师。他们是最能放下，也最不能放下的人。他们的“放下”，表现在面对种种批判与质疑时，一向不加辩解而默然承受的态度。两年余来，网路上出现了大量对证严法师与慈济机构极尽羞辱与中伤之能事的黑函，再经网友展转传寄，其伤害诚不可估量，然而慈济人依旧默默无语。“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世道人心就是如此，难怪他们一边挨打，一边还得被要求“放下”。

        但是证严法师必须认清，在整件讼事上，自己是最不能“放下”的人。假使法师为了符合舆论的期待，就此声称“放下”，那么，在屈服于不义判决的同时，法师等于承认自己“传述失真”，放弃了作为“一摊血”历史见证人的角色，然则她如何对得起当日流下那“一摊血”的原住民妇女及其家属？

        其次，这种所谓的“放下”，也将对不起一百零一万善款的捐款人，因为，证严法师一向不收受十方供养，一点一滴的善款，都拿来做慈善救济之用途，乃如今竟声称“放下”而不再上诉，那岂不是要从十方善款之中，抽出一百零一万元以作为败诉赔偿金吗？这显然不符合捐款人的原意。

        再者，这种割地赔款式的“放下”，将使法师对不住一百零一万元的可能受惠人，这一百零一万，可以拿来买大米救活多少灾民！法师显然是在付出巨款以“放下”讼事的同时，也从心里“放下”了这些原可从巨款中获益(或是保命)的灾民。

        在舆论随着“放下”魔咒而起舞的同时，我们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因为证严法师的性格里，有非常“放不下”的一面，这才造就了寻声救苦的“慈济奇迹”。试想，当日见到那一摊血，她如果转身就把它从心里“放下”，又何致于呕心沥血为慈济事业而耗下将近四十年的生命岁月，把自己搞得栖栖遑遑，席不暇暖？

        笔者以为，慈济人的可爱，在其“放不下”而非“放得下”。慈济人面对毁辱而不辩不争，固然非常“放得下”，然而容忍罪恶是否会助长罪恶，让恶人食髓知味而更敢为恶，卒令更多无辜人受害？而助长罪恶是否又会让恶人在未来承受更为剧烈的报应？果尔如是，慈济人的“放下”，将未免留下了人世间更多的遗憾与不平。

        唯慈济人锲而不舍地寻声救苦，虽然的确很“放不下”，却令世人肃然起敬，令苦难人感念无已。虚云老和尚云：“问渠为何放不下，苍生苦尽几时休？”个中三昧，值得侈言“放下”的当事人与第三者，埋头苦参！

九二、九、二　于尊悔楼
——刊于九十二年九月四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