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但求真理而不执己见

        四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在佛教与社会各界瞩目中，佛光、法鼓、慈济三大团体与弘誓共同为庆祝印顺导师百岁嵩寿，举行“印顺长老与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来宾七百余人；祝寿系列活动中，共同主办单位另于五月一日在花莲举行“国际丝路座谈会”，国内佛学研究专家以及热心旁听的百余来宾，远道赶来。两场会议虽然规模大小有别，但同样是在与会者法喜充满的气氛下，圆满落幕。

        五月十七日，笔者至慈济大学演讲，乘便至静思精舍向导师礼座。见导师座旁就摆着本次祝寿研讨会论文集，显然导师这段时日有在阅读该书。因此笔者顺为问及导师对于拙作〈三乘究竟与一乘究竟〉的意见，导师莞尔，说：“有道理！”

        由于该文是笔者对导师的“一乘究竟”论，表达不同的看法，认为单凭“缘起性空”理论，推演不出“一切众生类，究竟得成佛”的答案，成佛只有“可能性”而无“必然性”，若要证成成佛之必然性，那么，不是回到“真常唯心论”，就是推出“佛寿无量”的理想佛陀观，这两者都不是导师所能赞同的。导师不但不以为忤，还作如是答，这种但求真理而不执己见的器度，以及对后学小子胡言乱语的宽容，真是令人感动！

二、“无我”特质的慈济志行

        五月十七日至慈济大学演讲，会后至静思精舍向导师与证严法师礼座，沿途德傅法师(证严法师高足，也是慈大宗研所研究生)向笔者询及一个问题：

        “我本来以为师公(指导师)与师父(指证严法师)的思想是一样的，但后来研究发现，两人思想确有不同，师公的思想以‘缘起性空’为主轴，但师父是倾向‘真常唯心’的。请问法师对于慈济的看法如何？”

        笔者以前述基本态度回答她(大意如此)：

        我在《佛教规范伦理学》中，对“真常唯心思想”提出的看法是，它与“上帝”信仰一般，无法透过经验以检证之，也无法透过理性以验证之，所以只能诉诸信仰与想像，因此必须面对“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问题。

        然而长期在宗教圈中观察发现，思想固然影响信念，但个人的习性，会支配其做法，也会自动在各自的系统理论中，寻求其做法的学理依据。因此基督宗教信仰者，无论是主张“属灵”还是主张“属世”，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寻合理的依据，同理，佛教信仰者，无论是“缘起论”还是“真常论”，各自都有隐遁者与入世者，分别在各自的系统理论中，寻求学理依据。

        我对证严法师的思想并不详知，但我认为，依她悲增上的心行，要在真常唯心的系统理论中，寻求“人间佛教”的依据，同样是有可能的。相对而言，厌离心切的行者，无论嘴里说的是“缘起”还是“性空”，也总有一套合理化其隐遁独善之行的说词。

        我认为，无论慈济的“人间佛教”，在学理上是否与导师思想相同，可贵的是它把握了佛法的“无我”特质，所以在类似印尼红溪河整治计划的国际赈灾中，慈济可以超越族群与宗教意识，不但为印尼贫苦人民建立大爱村，甚至还为他们建立伊斯兰教堂。

三、人间佛教的菩萨身手

        五月十七日傍晚时分，在静思精舍药石过后，拜见证严法师。法师对笔者来慈大演讲，谦逊致谢，笔者则笑称：“不好意思，让我这么有争议的人，到没争议的地方来演讲。”法师笑答：“争议只要是说理，又有什么关系！”并略述其在浴佛法会的仪轨方面作了些调整，庄严性并不稍减，但是不免有人质疑：“为什么慈济的浴佛，没有将香汤灌到如来身上，再放个红包到旁边功德箱的程序？”以此印证“慈济也是有争议的”。

        提及慈济赈灾近事，笔者乃向证严法师略述拙作〈人间佛教的两个悖论〉的内容(详见第64期本刊，页4～7)，认为隐遁派指“人间佛教”导致佛教庸俗化，这种指控其实是偏差的。人间佛教的神圣性，正是在世俗中体现的。无利可图的奉献事业及其理想，反而维持了它不腐化、不俗化的基础，摄受到的也会是美好的心灵，因此而带来了佛教总体品质的“向上提升”。

        相对而言，神圣性的证境，原本是“自作证、自受用”的，如果被拿来标榜，那么，无论是化约作图腾崇拜(如将神圣的教典拿来当作议价式的“经忏”)，或引发为广大信众的偶像崇拜(如对神秘僧“神通力”的向往)，往往就会汇聚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这些人力与财力，若因其标榜“自利优先”，而不屑于济世事行，不愿将它发挥在救苦救难的事业上，那么，稍一不慎，就极有可能用之不当，而导致自己(或自己所属教派)的腐化与俗化。此所以国内佛教几桩性丑闻案或震惊社会的剃度风波，主角竟是标榜神通或苦修的僧侣。

        易言之，入于“世俗”的慈悲行不尽然就导致俗化，因其亦可用“无我”精神以印证“神圣”；而标榜“神圣”的神秘经验或图腾事物，反倒容易吊诡地趋向“世俗”——这是笔者观察台湾佛教生态，所得到的一个悖论。

        证严法师接续笔者的话语，一连串提了三个慈济终身志工在临死时，虽有病苦却洒脱自在，心不颠倒，不但不畏怯生死，反而一心发愿再来世间做慈济行的近事。她说故事一向生动，但笔者当场没有笔记这些精彩片段，因此无法忆述个中细节。想来证严法师应是对于笔者所论述的“神圣性”角度，有感而发，所以产生了这样的共鸣。法师并强调，这只是随手拈来的例子，在慈济人中，这类例子实在说不完。

        生死自在，不正是解脱心切的佛弟子梦昧以求的神圣境地吗？这些慈济人生死自在的亲身见证，是另一个很好的角度，可用来考察“人间佛教神圣性”的问题。笔者相信，这都是证严法师长期领导志工发为实践，有了许多志工“在生时出生入死以赈疾济苦，临终时不畏生死且发愿再来”的鲜明见证，而产生的无比自信；复以此无比自信，拿来印证经典中“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菩萨身手吧！

四、千山竞秀的人间佛教

        笔者于四月二十五日“印顺长老与人间佛教”研讨会闭幕式上曾说：

        印度神学家潘尼卡神父将宗教对话归为三个类型：“排他主义、包容主义与多元主义”。简单地说，排他主义就是认为：“你们都不对，只有我最好。”包容主义就是认为：“你们都不错，可是还是我最好。”多元主义则认为：“大家都很好，可能你们比我还更好。”人间佛教三大团体与我们在此相会，证明了多元主义的可能性。最起码，今年大会中的配乐，采取了佛光山梵呗与慈济“爱洒人间”、“普天三无”等歌曲，就让中研院音控室的朋友告诉我们：“你们今年的配乐比去年好听！”这证明了人间佛教可以多元发展，而且“万象森罗许峥嵘”。

        笔者深受印公导师思想之训练，长于“辨异”。但这样有感而发，绝对不是突如其来的转变，而是立基于“缘起性空”的省思，套句导师的话：“离精严无贯摄”，赞同有多元发展的人间佛教，这应是笔者在“精严”思辨之后，所产生的“贯摄”态度。

        首先，在社会关怀的实践过程之中，由于民主社会票票等值，因此成事的关键，往往不是在思想纯度与学习背景上“又红又专”，而是支持者能“求同存异”以共襄盛举。由此而体认到：“感情的认同，也是一种弥足可贵的认同”。

        再者，笔者近年观察台湾社会，人间佛教的多元思想与多样风格，在“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共同宗旨下，不但不是“负债”，反而是一项可贵的“资产”，它们千山竞秀，万壑争幽，相互激荡，但也相互助成，呈现出的是总体佛法的庄严性。

        兹以慈济为例。也许诚如德傅法师所言，证严法师之思想体系仍属“真常唯心”，而非“缘起性空”。这部分，因笔者对法师大作欠缺全盘的瞭解，所以不敢骤下定论。但是在卢蕙馨教授大作〈证严法师“人间菩萨”的生命观〉中，她所提到的证严法师法语：“小我若能开阔成大我，‘我’必将天长地久存在永恒中”，[1]确实是倾向“真常唯心”的。

        虽然笔者的思想仍是“缘起性空”系统理论的类型，认为“真常唯心”只能诉诸信仰与想像，不若缘起论之可以诉诸经验与理性。然而证严法师的开示与作略，与导师所述人菩萨行的要领——“缘苦众生”、“自利与利他统一”、“以悲心而学而行世间正业”，是不谋而合的。证严法师的实践成就，与志工不畏生死的活见证，证明了“真常唯心”思想，依然可以转化出太虚大师与印顺导师所赞叹的“人菩萨行”。

        导师对真常唯心论的评价，当然不如缘起性空论，对于从真常唯心而“至圆至顿”或“秘密乘”的思想倾向，是有所批判的，而且这些批判出自逻辑的辩证与史实的考察，是强而有力的。

        然而从证严法师的实例以观，公道而言，中国佛教的“说大乘教，行小乘行”，也许过失不全在其“真常唯心”，而在于：宗派义学，无论是“缘起性空”或“真常唯心”的理论，到头来都极度地玄学化了(前者如天台家的“一念三千”、“一即一切”，后者如华严学的“法界圆融”、“十玄门义”)，变成“但坐而言，鲜起而行”的一套高妙学问了。而实修派的佛弟子，又有着极其浓厚的急证精神，所以趋向山林隐遁的风格。

        因此笔者认为，感情的认同，也是一种弥足可贵的认同。人间佛教的多元思想与多样风格，在“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共同宗旨下，不但不是“负债”，反而是一项可贵的“资产”，它们千山竞秀，万壑争幽，相互激荡，但也相互助成，呈现出的是总体佛法的庄严性！

        九三、五、三十　于尊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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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顺长老与人间佛教”海峡两岸佛教学术研讨会〔第五届〕论文集》，N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