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正法师

四川遂宁广德寺住持普正

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经历过种种磨难，终于在世纪末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又为佛教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但如果认真反思，就会发现中国佛教在当前文化环境下还是处在诸多困境之中，这些“困境”束缚了佛教自身的发展，也使得佛教难以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困境之一：佛教的神圣性在现代社会有所降低。

佛教在古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曾具有较高的“神圣性”，这既是佛教的自信，如《大庄严论经》云，“我今得胜利，分别识三宝。真实是我宝，佛法及圣众”，同时也是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但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诉求的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佛教所具有的“神圣性”与“超越性”遭受到全面的质疑，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世俗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佛教要想在当代社会立足，似乎必须证明自身是科学的，像沈家桢写的《佛法是科学》等小册子，在某种程度上竟成了佛教的“护身符”，这难免令人想起佛教汉魏初传时的“格义佛教”，要通过比附的方法才能让人认识到佛教的价值；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成就使得人们对佛教生死安抚、慰籍的需求锐减，互联网的普及又使得佛教知识、信仰“平面化”，这一切都使得佛教的神圣性持续受到侵蚀。因为普通人对佛教的真义乃至基本常识缺乏了解，所以在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中多有对佛教“无厘头”式的解构之举。这进一步瓦解了佛教的神圣性。

另外一方面，佛教信徒对佛法的认识也不够深刻，造成以求取功德、福报为主要目的、以灾祥、灵验为主要特征的“相似佛法”在寺庙中流行，从而加剧了佛教界思想上的混乱；一些僧人、寺庙出现的个别问题，经过媒体、互联网的“放大”，又给人造成一种汉传佛教整体出现问题的印象，这也使得佛教的神圣性遭受到损害，致使现在社会文化环境下，人们对佛教很难生起崇敬心，也使得佛教不可避免地被主流文化边缘化，难以在当代文化建设中起到更大的影响。

困境之二：佛教自身的文化特色不够鲜明。

佛教传入中国后，多次受到儒家思想和本土道教的排挤，佛教经过不懈的努力辩争，终于取得了三教鼎力的位置，如唐文宗太和元年，白居易和沙门义休、道士杨弘元在麟德殿辩论三教教义，与以前的相互攻讦相比较，这次辩论会一团和气，白居易以六义比拟十二部经，以孔门四科比拟释门六度，以孔门十哲比拟如来十大弟子，在场的皇帝、大臣竟无异议，再如苏辙《三教论》中说，“佛老之道非一人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此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气养心，其高不可婴，其洁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将望而敬之，”至于信仰佛教所能达到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的境界，也正是“周孔之遗意”。这样经过论争，佛教在辅助教化、生死慰籍、治气养心、终极超越等方面的文化功能得到了社会认可。可以说，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唐宋时期与儒家、道教平起平坐，完全得益于其鲜明的文化特色。但当代社会佛教的上述文化特色已经得不到人们的认可，虽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佛教是迷信”的说法不再是主流话语，但关于佛教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价值与作用，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用现代语言词汇讲说清楚，或者按照现代人的价值观念解释明白。大多数人所能理解的佛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传统文化”，佛教自身独有的文化特色隐而不彰，这也是佛教在当前文化环境下遭遇到的一种困境。

困境之三：佛教缺失对自身的批评及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佛教僧团每半月和合“布萨”说戒，安居结束举行自恣，所谓“自我批评”与“批评”相结合，正是僧团健康发展的保证，唐宋时期，诸方尊宿评判诸方见解毫不留情，正是这种“唯义是从”的精神才造就了当时盛极一时的“五家七宗”局面。但明清以来佛教这种宝贵的自我批评精神日渐丧失，时至今日，更是愿做和事佬者多，出头做“恶人”、坚持原则者少，致使一些地方的僧团内部有些正气不彰。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佛教都曾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有所批判，如释迦牟尼就对当时的九十六种外道、六十二种邪见展开过批判，再如中土的慧远、智者、宗密以至明代的莲池等大师都对当时的文化思潮有所批判，也就是说，佛教在一些大的时代文化问题上都是有自己的声音、立场的，盖佛教以般若智慧为核心教义，可以遍观一切缘起而彻见万法之源，破立自如，自然应该对当前的文化现象有所评判。但在当代文化环境中，佛教这种锋若金刚的批判性已经严重缺失，对于当前文化，似乎只有随声附和的份儿，却无力通过积极的批判对当前文化建设做出贡献，并彰显自身的独特价值。实际上，现代人的知识经验虽然比古代更为丰富，但也更为肤浅、混乱，佛教通过有建设性的批判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净化人们心灵和革除社会、文化弊病的作用，并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方案和意见。有学者认为，佛教之所以在现代社会语境下难以展开其批判活动，是因为佛教原有的教义教理体系还不能涵摄人类公共领域的普世性知识，也就无法全面构建应对现代处境的诠释体系，因而不能开展建设性的文化批判活动。

困境之四：佛教传播遭遇到时代文化的障碍。 

唐文宗太和三年，苏州重玄寺在石壁上刊刻了包括《法华经》、《维摩经》、《金刚经》、《心经》等在内的八部佛经，一共69500字，白居易认为，“是八种经，具十二部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可见即便是在佛法昌明、大师辈出的唐代，佛教经典过多的问题就已经很突出，迫使人们必须对佛经有所拣择，以方便大众受持。到了今天，这一问题可能更为突出。

除此之外，当代文化背景下，以古文写成的佛经更遭遇到了古代所没有的阅读障碍。尽管现在人们受教育的水平远远高于古人，但除了文史哲专业的大学生之外，古文阅读水平普遍不高，致使有些对佛教感兴趣的人想要阅读佛经，但一见到古文就不敢问津了。

佛教在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下传播所遇到的最大的难题，除了上述经论数量庞大、宗派繁多以及古今语言、词语概念上的障碍之外，还有一个满足人们信仰需求的方式需要变更的问题，因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即便有较二十世纪更大的信仰需要，其内涵也不会与以往时代相同。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生活方式更趋向“表面化”、“碎片化”、“片断化”，其所谓生活经验的“真理性”，乃是社会常识和个体性实践行为所给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具有神圣权威性的宗教知识与规范所决定。这一接受范式的转变，昭示着传统宗教传播方式的终结。如何以传统教义为基础，重新诠释佛教教义，拓展并运用于现代社会，使之符合现代人的信仰、心理需求，便成为当代佛教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佛教教义需要重新被诠释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使佛学充分地人间化、现代化，“从更深层次上论证佛法与现代生活之不二，具体指示即人而趋向成佛之道，解决出世间的理想与飞速发展的世俗生活的矛盾，解决清净不染之菩提与日益泛滥的人欲之矛盾。” 有的学者认为首先要明确佛教思想的基本理念，然后再从其中抽象出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教理与指导理念，还有的学者认为佛教只有较好地含摄现代人的纷杂经验，才能在现代处境下得到合理性的证明，也才有望获得主流文化的话语权，也才有望发挥佛教自身在解脱生死、去除烦恼方面的特长。总起来看，在现代社会文化环境下，佛教急需发挥“色空不二”、“世出世不二”的智慧，融摄世俗文化的精粹，推陈出新，应时契机地对佛教教义进行调整改革。

从上面几种情况来看，虽然佛教面临着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但如果真想提升自身形象，负担起伟大的历史使命，还需要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