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既学“藏密”，即以沟通汉藏佛学为己任。穷年兀兀，译述无倦。其译著以念诵仪轨为独到；不惟词旨深切，且韵律和谐，节奏悉按原文。喜饶嘉措大师曾到师住持之近慈寺参加法会，感叹曰：“到此，我似又置身拉萨寺庙矣！”师译仪轨，必旋译旋诵，再再磨勘，始成定稿。

　　师教弟子，多以偈诵，便于忆持。如60卷《四分律藏》巨著，亦集为颂文，使比丘弟子诵习。提要钩玄，取精用闳，以少文摄多义。其文字般若，亦得于青年之苦学。

　　师善书，不以书法名。解放后，余见其为日本友人作书，神韵拟破山。手稿颇多，“文革”中散失。墨迹流传者，吉光片羽而已。

　　庚子乱后，清政窳败，外侮日亟。师矢志报国，决意弃商从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科举，兴学校。师考入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乔岳、傅常等同学，刻意攻读，成绩优异。1907年，锡良任云贵总督，调应届毕业之优秀学生20人去云南新军，师为20人之一。锡良一行到云南后即接办云南讲武堂第二期，师任第一队队长，乔岳任第二队队长。当时朱德、朱培德、王均、寸惜阴、金汉鼎、杨森等均为师之学生。讲武堂结束，师返川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旋辞职返渝。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为专擅军权，羁縻异系，于民国三年(1914年)置将军府，师被调入府，无定职。将军府旋废，又应川军将领刘湘之请，任驻京代表；曾赴张家口等地从事实地调查，寄回不少资料。然以澄清之志弗遂，乃日涉佛经以自遣。曾思从事实业以富民，1915年东渡日本，欲考察政治实业，半年后仍回北京。师对日本佛教之盛行，颇多感触，始萌学佛之念；欲以佛学淑世善民，而臻于有如日本之富强。

　　师初学于涪陵天宝寺住持佛源法师。在京时从北大哲学教授张克诚听讲“唯识”，每日徒步往返40里。嗣后学无常师，遍涉诸宗，无所偏爱。成都少城佛学社常请法师、居士说法，师时自说法，亦从他人听法，无骄满意；但未厌其求法之望。当时佛教学风日趋衰微，在家讲学者多偏学废修；丛林则禅讲罕兴，僧律废弛。驯致多有在家信徒，自称但皈二宝，不皈僧宝。师乃锐意以振兴佛教为己任。1924年，师39岁，生子述成，甫40日，即礼佛源法师出家，法名能海，字阔初(一作润初)。除酌留家属生计之资外，悉以家产捐助少城佛学社。旋赴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

　　师自学佛以来，于汉译三藏教典多所研读，禅教诸宗，尽涉堂奥。嗣闻藏文三藏，多为汉文所无，遂决心赴藏求法。1925年10月，师与同戒永光等到康定跑马山；大勇法师亦率北京藏文学院学生20余人南下，与师会合。后藏文学院改组，留师及大勇、大刚、法尊、观空、永光等诸法师17人，共图次春入藏。师以资用不足，返蓉筹措。1928年5月，再与永光等同赴西藏，旅途备历艰苦，9月始抵拉萨，依止康萨格西学法，执弟子礼甚勤，特为康萨所器重，日侍左右，为入室弟子。康萨与颇章喀齐名，称为西藏“日月二轮”。师从康萨，于显教侧重学《现证庄严论》，于密法侧重学《大威德生圆次第》。

　　1933年，师自拉萨取道印度回国，在上海讲经，继赴五台山广济茅篷闭关。出关后不断从事译述，为弘法准备，并在上海、太原等处多次讲经。“七七”事变起，师率弟子20余人返川。由成都文殊院法光和尚请住南郊近慈寺。寺为文殊院下院，年久失修。师率弟子数十人住寺，惨淡经营，不但复其旧观，且先后建成威德殿、大师殿、藏经楼、沙弥堂、译经院、金刚院、方丈寮等建筑，蔚为一大伽蓝。

　　师住持近慈寺，仍继承丛林制，兼吸收黄教寺庙家风。上殿念诵，用汉译藏文仪轨，间亦加诵汉文《大般若》、《华严》等大乘经典。每年开期传戒，结夏安居，半月诵戒，律宗四大羯磨，如法建立。以沙弥堂培养青年，既学佛学，亦学文化及藏语，并迎五台扎萨喇嘛教辩论。年满20方许受具足戒。新戒先入学戒堂，学满5年，方给戒牒。次入加行堂，方得学密法。住加行堂5年以上，择学行优者入金刚院。又于绵竹云雾寺建茅篷，为金刚院上座坐静之处。师亦时往山上闭关，导众专修。师教徒众，戒定慧三学并进，特严于戒学。时汉僧多衣青，近慈僧皆衣黄，人皆以为黄教标志。实则近慈寺僧衣不同于众，所至之处，稍不如律，即易为人觉察。故近慈寺与其称为密宗，毋宁称为律宗。寺僧不应赴经忏，但每日诵经四座，寒暑无间。女众入寺，上午必在8时以后，下午离寺，必在4时以前。若逢法会，女众但随众念诵听经，不得串寮。缝纫洗濯，皆比丘自为之，不假手女众。女众住处，必离寺5里之外。寺僧无事不往白衣家；有事去必2人以上。非必要即在门外立谈数语，不入门。非常住公务，不入街市。以此宗风高峻，僧众严惮。一时从师出家者，颇多知识分子。师摄受弟子，有教无类。文化高者，即助师译述弘法。能工艺者，即委以建筑或造像。僧衣法服，供品糕饼，皆寺师自制。耕种园艺，植树造林，译诵之余，人执一业。师以出家略晚，涉世较深，于世间资生诸务，多所熟谙。近慈寺有学事堂，入寺必先学事。师尝谓：“人不会作事，必不会修行，如何会成佛？”

　　师于显教，遍学诸宗，不存门户之见。既学《现证庄严论》及《菩提道次第》，皆渊源于《大般若经》，故自评为“大般若宗”。实即阿底峡、宗喀巴所主张“一切佛说经律论皆每人成佛所需要教授”，按次第安排在三士道中，与汉地讲一乘圆教，无根本分歧；而《菩提道次第》所讲，尤为切实平易。故师教弟子重点着手在下士道，即五戒十善。师尝为人书法语：“解般若道，行下士行”，即谓见地要高，行履要实，不能徒尚玄谈，无补实践。师于净土，以兜率净土为指归，即玄奘、宗喀巴遵循道路。兜率净土寄望于弥勒降生，故于净化现实世间，不失其积极性。且弥勒学称为广般若，包罗万象，不舍一法。为力挽盲修瞎练之流弊，师竭力提倡讲学；为力挽徒尚玄谈之流弊，师主张僧众三学，必依丛林，始能付诸实践。修必依学，不可盲人瞎马；学必有修，不能说食数宝。此师一生治学之精神，亦教授弟子之指南。

　　师于密法，认为系与显教相表里，相辅翼；不能脱离显教而谈孤立的密宗。西藏亦承认离掉显教的密宗为外道。师以为密法即如来次第禅之流衍，小乘禅法之于汉地失传者，唯可于密法中求之。故师于深入密乘之后，转而致力于根本乘。于小乘论特重目犍连《法蕴足论》及《舍利弗毗昙》，以其为释迦涅槃前二大弟子所作，必能得佛密意。晚年深研《增一阿含》，并写《增一阿含学记》。师尤致力于律藏，曾撰写《四分律藏》60卷摄颂4册，约当于原著五分之一。又特别开讲《四分律藏大小持戒犍度》，阐明戒定相通之理。凡此可见师于佛学乃由显教大乘而入密，由密而上溯根本乘原始佛教，诚为独辟蹊径。

　　师教弟子学法，由浅入深，执简御繁。所用偈颂，多师自读经论心得之节录，及师传心受之要点。师为弟子授皈依后，即授以所集《皈依发心摄要颂》，阐明三宝与皈依之意义。再授以《三皈依观法》为修定入门。再授以师所集《文殊五字真言念诵仪轨》为每日行持所依。实则此书亦即佛教教理知识提纲。以此为纲，可归纳以后逐步深入之大小乘三学。此外为修观音、弥陀、药师等咒者，师均集有不同仪轨。师教弟子既循序渐进，条理井然；且说法善巧，信手拈来，皆成妙谛。自知识分子、文人学士，乃至里巷妇孺，莫不闻法欢喜，得正知见。说法49年，影响遍及国内外。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函请往弘法，师辞未赴。林森亲为题护国金刚道场匾额，师视之漠然。国民党政府曾请师出任参政员及“陪都宗教联谊会”顾问，均谢绝。平生不趋利誉，不事权贵；所得檀施，悉奉三宝；食无兼味，笥无长衣，瓶钵萧然，如云水僧。常自谓：“我不过是一个胆小的出家人”，“但爱戒之心，可质之诸佛而无愧。”其对弟子之教育，身教甚于言教，不止于其著述。

　　1940年，康萨格西愿来内地弘法，师决意亲往迎请，乃再次入藏。康萨因病不能成行，尽授其衣钵法器于师，嘱回内地弘传其法。近慈寺道场成为沟通汉藏佛教中心，藏僧来成都，必朝近慈寺，对道场风规，均甚赞叹。师既建译经院，自题门联云：“通圣言而遍寰宇，导世界以趣大同”。故师于佛教，既致力于汉藏之团结，亦注意于国际之影响。师既迎扎萨喇嘛住译经院，复迎蒙族兴善喇嘛教学《毗卢仪轨》。兴善为章嘉活佛顾问，抗战中来川，称为毗卢法得成就者，于蒙古喇嘛中甚有威望。毗卢即唐密大日如来，千载绝传，至此复续。兴善喇嘛善工巧，能绘数十种坛场，师令沙弥皆学之。于译经院木雕大威德坛场模型，备极精妙，皆师及兴善监制。近慈寺沙弥学塑像于西藏喇嘛，一以《造像尺度经》为本，虽数米高塑像，亦空心不用骨架；今有能从事寺庙造像者，皆师所奖进。

　　彭县龙兴塔，建于梁代，后圮坏，四隅仅存其一，称为天彭破塔。师发起修复，在彭县开窑烧砖；仿印度菩提道场塔形，先建模型塔，高1丈余，现存龙兴寺。峨山砖殿毁于火，师命弟子普超筹划修复。1949年夏，师率弟子到峨山慈圣庵安居，为普贤铜像装藏。又于慈圣庵造毗卢佛脱沙像，拟建为专修毗卢仪轨道场。师终生奔走，为保护名山大寺文物，不遗余力，先后在成都近慈寺、重庆真武山、绵竹云雾寺、峨眉慈圣庵、五台山清凉桥及上海金刚道场，共开建道场6处。复于铁像寺建尼众道场，恢复二部僧戒。译述及讲稿共存70余种，多已印行。遗稿尚未完成付印者亦不少。

　　1949年12月，成都和平解放。解放前夕，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策划起义，师亦与闻。1950年，解放军代表来近慈寺，向师询问进藏事宜，师悉详告；并选弟子隆果等为翻译，协助与西藏地方交涉接洽。旋亲往北京，会同喜饶嘉措等同商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迭电西藏地方当局，申明党中央眷顾西藏宽大为怀的诚意，促其明察时势，努力协助完成和平统一之伟大使命。近慈寺应交公粮及退押，师亲督主事弟子将全寺储存钱粮悉数缴纳，率先完成任务。1951年10月，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为特邀代表。1952年10月，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议。12月，赴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会议，取道莫斯科经蒙古回京。

　　1953年，率弟子上五台山开荒造林，定居于中台下5里之清凉桥。地为三昧律师道场故址，乃宝华山戒坛祖庭。师见遗碑，决就故址重建律宗道场，仿近慈寺道场规模，定为吉祥律苑。选10夏以上比丘先学、照通、请佛、成佛、通一、常浩、贞意7人等，分别为新戒授戒师，自退为戒源和尚。师此后即常住清凉桥，虽地处高寒，年届70，译经讲律，老而弥笃。常率僧众与山上农民通力合作，修渠植树。曾先后赴京出席一、二届人大及中国佛协会议，任全国佛协副会长及五台山佛协会长。多次出席山西及四川省政协会议。1955年，赴新德里参加亚洲和平会议，取道仰光回国。1959年，西藏叛乱，师发表谈话，坚决拥护政府措施，载《人民日报》。1962年，曾回近慈寺，传法席于永光和尚。

　　1966年，“文革”开始，师亦被斗，移居广济茅篷，参加集体劳动。师深信因果，深信政策，横逆之来，不失常度。12月，红卫兵宣布遣散五台山僧众各回原籍，师问左右是否当走(僧家语以舍寿为走)，众未解其意，应云当走。12月31日，随众学习，一如平时，中夜起登厕，遇比丘成宗，嘱明日代为请假。次晨，妙轮(原宝光寺方丈)呼师进早餐，见其跏趺端坐炕上，已圆寂矣。世寿81，僧腊43。荼毗后遗骨葬于清凉桥。1978年3月，五台山佛协于显通寺为师召开追悼大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及中国佛教协会均派代表参加，并函电致悼。遗骨塔于善财洞侧宝塔山麓，行人往还皆望见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题塔铭，文曰：

承文殊教，振锡清凉，
显密双弘，遥遵法王。
律履冰洁，智刃金刚，
作和平使，为释宗光。
五顶巍巍，三峨苍苍，
閟塔崇岳，德音无疆。

　　附记：

　　师元配庄氏早逝，只遗一女，名述瑜，适桂氏。继娶张氏无出。又娶庄氏之妹，始生子述成。张氏从涪陵天宝寺住持佛源出家，庄氏之妹从爱道堂比丘尼隆寿出家。述成20余岁时曾到近慈寺，后即他适。

　　得法比丘弟子清定；永光，现任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请佛任五台山佛协副会长；成佛任五台显通寺住持；通一、常浩在中国佛协工作；先学、照通已故。比丘尼弟子隆莲现任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定净，成都东城区政协委员。在家弟子，散在各界知名人士甚多，不及一一列举。

　　1984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