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忠州(忠县)佛寺考

忠州属重庆府辖区，古称临江，领鄷都(南宾)、垫江(桂溪)、梁山(南浦)三县。忠州为巴楚交界地，是进出巴蜀的必经通道。州内古有著名的佛教居士白香山居易等遗址，诗人往来唱和者非常多。唐代盛世也是佛教发展空前的时期，大量高僧出入巫峡，途经忠州，或与忠州文士交游，或开创佛寺，或作方外交，留下了千古人文佳话。如号称中华民族脊梁的玄奘大师即从忠州往荆州北上，经长安西出取经。唐代果州(四川南充)宗密大师、启建丛林的马祖道一等，都是从忠州乘船下江弘法的。本文只讨论古代忠州州属地，相当于现在忠县范围。

现在佛教弘法道场多称为寺。寺原为国家机关名称，如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等。佛教为印土泊来宗教，公元末正式传入中国。永平间礼请迦叶摩腾、竺佛兰来传译佛经，诏住汉设鸿胪寺宾舍。鸿胪寺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有专门接待外国宾客的宾舍。次年敕洛阳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寺就成了佛教独特的宗教场所。寺院名称曾经几变，如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创立伽蓝，就以“招提”为名，隋炀帝大业中改天下佛寺为“道场”，至唐代复称为“寺”。

佛教寺院名称相当复杂，如宋·赞宁《僧史略》卷上曰：“案灵佑法师寺话凡有十名寺：一曰寺(义准释书)，二曰净住(秽浊不可同住)，三曰法同舍(法食二同界也)，四曰出世舍(修出离世俗之所也)，五曰精舍(非粗暴之所居)，六曰清净园(三业无染处也)，七曰金刚刹(刹土坚固道人所居)，八曰寂灭道场(祇园有莲华藏世界以七宝庄严谓之寂灭道场卢遮那佛说华严于此)，九曰远离处(入其中者去烦惑远与寂灭近故)，十曰亲近处(如行安乐行以此中近法故也)，此土十名依祇园图经。今义如六种：一名窟，如后魏凿山为窟安置圣像及僧居是也，二名院(今禅宗多此名也)，三名林(律曰住一树经中有逝多林也)，四名名庙(如善见论中瞿昙庙)，五名兰若(无院相者)，六名普通(今五台山有多所也)。”随着历史变迁，当今寺院名称与宋代有很大区别，除了曾经的寺、舍、院、园、精舍、道场、林、庙、兰若基本还保持外，还有如“庵”、“堂”、“山”、石窟寺以俗称“洞”为名，借道教宗教场所名或道教场所改为佛教道场的“宫”、“观”等，从忠州志书里保存的佛教寺院名称来看，名目繁杂，民间三教合一的特色非常明显。

要研究忠州佛教，在雍正《四川通志》、万历《四川总志》、嘉庆《四川通志》、嘉庆《四川总志》、清《蜀碧》、清《蜀典》、《补续全蜀艺文志》、道光《重庆府志》、同治《忠州直隶州志》、道光《忠州直隶州志》、民国陈德甫《忠县乡土志》等文献，应该说资料相对丰富，这些资料对古代忠州佛教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素材。本文重点在考察忠州佛教寺院，并对这些佛寺进行分类研究，以达到丰富地方人文，阐述忠州佛教历史，提升忠州软实力等积极作用。据上述文献所载，忠州所属大的山脉有八，所以古称忠州有“八龙朝圣”之说。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忠州也是一样，在一代代的高僧大德的努力下，属下遍布名山圣境，如屏风山禹庙、牛头山云崖寺、天台山天台寺、玉印山(石宝寨)崇圣寺、似凤山昙花庵、高峰山高峰寺、宝珠山观音寺、四方山白云寺、倚天山普照寺、拔山拔山寺、石笋山白云废寺、观子山龙翔寺、大火炉山凌云阁、翠屏山毘卢寺等，因为佛教的兴盛和高僧的住持，而成了一方人文名山福地，受到人们的崇奉。名山名寺，被载于志书，广为流传，成就千古佳话。

忠州州属城郭，沿滚滚长江边上兴建，有半城山水之说。我们通过对文献的考查发现，忠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也是一个码头城市，盛产井盐茶叶等，巴蜀特产通过忠州码头，流向中国南北大地。巴蜀是一个神秘的国土，古有“天府之国”称谓，“民风淳朴，物产富饶”，是一个极具浪漫风情的地方，乃至有“少不入川”民谚。正因为人们对巴蜀的未知欲，纷纷来到巴蜀，或如玄奘大师的求学之行，或如元稹白居易的贬官行程，或入李太白杜工部的巴蜀情结。无论是进入巴蜀或出川之路，除攀登起来“难于上青天”的剑阁道外，就只有经长江水道，最为便利。忠州因四方豪杰的涌入而更为开放与豪迈，她始终不渝，忠贞不二，让人们更加留意这座“青山相伴，绿水长流”的丰饶“半城”。历史注定这里不会平静，从忠州出土的汉墓里，可以看到摇钱树上有佛的形像；全国汉阙二十多处，忠州有五，可见其丰富的汉代遗存；保存数千年盐井文化、丹沙的遗址；白居易创建的四望楼、东楼西楼及东坡、西坡美景；遍布境内的进士坊名宦坊等，都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强烈的信息，这是一个人文精神高度发达的城市，佛教曾经空前繁荣的城市。

据文献记载，我们看到仅城区有名的寺院就有8处，如治平寺，在城东门外，即唐代著名的龙兴寺。康熙辛亥年知州刘肇孙重修。康熙庚寅勅赐“振宗禅寺”，俗名“大寺”。汉平寺为忠州最大的官寺，是僧官即管辖忠州佛教事务僧所在寺院，地位颇高。现存唐杜甫题壁诗、宋陆游《游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等诗文传世。城区的巴台寺，在城西二里，即唐之龙昌上寺。按龙昌寺分为三处，一在山顶，一在山腰，一在山下。今山下大隐崖，石刻犹存，庙基尚在。清《一统志》载白乐天在忠州尝植柳树于龙昌寺旁，谓“柳盛则寺兴，柳衰则寺败，僧护此柳，比之甘棠云”。唐·白居易有诗《登龙昌上寺望江南山怀钱舍人》、《龙昌寺荷池》、《九日登巴台》，明·何异《控巴台诗》二首等。其它如开元寺等，都是名声远播，对中国文化界都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寺。

忠州除下辖各县外，州属有二十甲同，分敦十甲和崇十甲，据文献可考者尚有272处以上宗教活动场所。忠州一地二百多处道场，可见佛教之盛，为巴蜀之冠。对忠州佛寺的考察，并进行分类研究，是辨析地方人文研究方法之一，期望从这些佛寺的考定中，深入忠州名山大川和乡野僻壤，再现历史忠州之一方面。

一、忠州官寺考

官寺是中国佛教的一种特定道场形式，特指由朝廷勅设，或接受政府封地食禄等经济资助，并由朝廷进行管理、封赐或监督的寺院，与私家寺院相对应。官寺的开成，与中国封建王朝的宗教信仰需求或统治需求有关，有特定的环境下，政府对寺院或高僧的封赏形成某种契约形态，并有一定待续性。以隋代为例，虔诚信佛的隋文帝在长安所设置的大兴善寺，为当时全国佛教的中心。文帝又在国内四十五州敕置“大兴国寺”。这类官寺，往往由政府封赐田庄以为寺产。官寺有为帝王或国家在举办全国性的佛教法会的义务。奉节有隋文帝所赐舍利塔(有碑记)，就是已知重庆地区最早的官寺。

唐代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唐太宗曾得僧兵之力剿灭异已，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官寺。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已知忠州唐代官寺有两处，一处是龙兴寺，一处是开元寺。

1、忠州龙兴寺(治平寺、振宗禅寺)

唐代为了管理庞大的佛教僧团，于鸿胪寺之下设崇玄署。高祖武德三年(620)又于慈悲寺任命僧官十人，称为十大德。唐中宗尝于神龙元年(705)，敕令全国设置龙兴寺，作为宗教管理机关。道光《忠州直隶州志》云卷三载：“治平寺，在城东门外，即唐之龙兴寺也。康熙辛亥年知州刘肇孙重修，康熙庚寅勅赐振宗禅寺，俗名大寺。”俗名大寺，是因为龙兴寺为整个忠州包括属下几个县域的僧官所在地，受中央直接给予封赏，地位很高，规模也很大。龙兴寺一般都有朝廷赐予的田地，僧人由王室给度牒，有全部免除役使和赋税的权利，并登记和管理忠州境内近千座佛事。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诏令全国诸州设置开元寺后，龙兴寺主成为国家举行超度法会及皇家忌日举行法事的道场。

《忠县志·佛教》(1994年版)载：“相传，佛教在东汉开始传入忠县，永平年间(58—75)忠县就修有佛教寺庙—龙兴寺，为国内兴建得较早的一批佛教寺庙之一。”这里说龙兴寺为永平年间所建，而公认出华第一寺白马寺同为永平年间所建。这与忠州出土汉墓有关佛教信仰之事相吻合。据《蜀中名胜记·忠州》引“《志》云：东北三十里，大成寺，汉初平(190—193)建”。这是忠州汉代大成寺之修建年代。

北宋初年，太宗改汴京龙兴寺为太平兴国寺，此寺遂成为宋代佛教之根本道场。英宗治平四年(1067)“给陕西转运司度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县”(《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纪》)。熙宁三年(1070)四月“丁卯给两浙转运司度僧牒，募民入粟”(《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作为忠州中心佛寺，当为国家效力有功，于英宗治平年间改龙兴寺为“治平寺”。治平寺以英宗年号为我，同样说明了此寺在宋代的辉煌历史。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从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内外各地，建有大护国仁王寺、圣寿万安寺、殊祥寺、大龙翔集庆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这些土木费用都很浩繁。元代重庆属“南人”范畴，因为蒙哥可汗曾折鞭钓鱼城，三十六年攻重庆不下，因此受到民族歧视，佛教特别是官寺也没有大的发展。从忠州没有新的官寺出现来看，治平寺延续了宋代官寺的地位，继续管理忠州及其辖区的佛寺。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二百七十六年间朱明一代的佛教，总体上处于发展阶段。因为朱元璋出身寒门，为生计而出家，并参与利用邪教组织才取得大明江山，对宗教整体采取控制的态度。但民间寺院恢复较快，重庆佛教处于盛唐之后的另一个高峰，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大师弘法。这些大德中，当以忠州聚云寺吹万广真禅师为代表。聚云法系高僧铁壁慧机禅师是吹万广真的弟子，住治平寺弘法。经过其弟子著名的竺峰大师的努力，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因其嗣法徒竺峰之请，谥曰妙光，并勅赐治平寺为振宗禅寺”(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八人物载)。谥号妙光，是朝廷给慧机禅师的谥号。将治平寺改为“振宗禅寺”，有重振禅门宗风的喻意。清朝曾经发生过破山系与聚云系的争执，尽管破山系遍布西南地区，但以忠州为据点的聚云系得到皇帝的认可，也不失为上上之策。

2、忠州开元寺(龙王庙)

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敕令全国诸州设置开元寺。玄宗本来笃信道教，亦尊崇佛教，信任不空大师、天文学家一行大师等诸僧。诏令开元寺作为国家统制佛教之管理机关——僧官。由于国家往往变卖度牒，僧官的权力过大，佛寺管理机关由龙兴寺到开元寺，并设立俗官管理佛教事务，分化僧官的权限。至此，龙兴寺成为举行国忌法会之所，开元寺则成为行国家祝典之处。如《佛祖统纪》卷四十云：“开元二十七年，敕天下僧道，遇国忌就龙兴寺；行道散斋、千秋节祝寿就开元寺。”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载：“忠州开元寺，在州东一里，即今龙王庙是其遗址。”忠州开元寺亦为僧官所在地，受朝廷俸禄田地。唐·白居易贬为忠州刺史时，常与开元寺僧交流，有《开元寺东池早春》、《留题开元寺上方》等诗文。僧官有“都”和“统”及左、右僧录司等设置，此寺为皇家祈福机关，可能也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3、忠州勅封寺

在道光《忠州直隶州志》中，忠州属下敦二甲有“勅封寺”之称。我国对命名学有较严格的规定，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如果一旦触犯了朝廷禁忌，就有杀头的危险。因此，道光年间刺史吴友篪考定祥细，忠州勅封寺也不会随便命名。勅封寺应该与官寺有一定关系，可能是对高僧的封赏而命名。

4、忠州龙翔寺(任家官寺)

忠州辖区敦十甲有宋代兴建的龙翔寺，载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三寺观云：“明成化时建，乾隆丙子重修。钟一，铸于成化年间。”清代忠州诸生任士(山/徽)所撰《重修龙翔寺碑记》，有云：“能述者前之人，以诗书光世泽后之人，即当以稽古振家声，宁徒辉煌古刹，丹碧陆离忆耶。然虽古刹也，而先人之手泽存焉。”文中详载任氏先祖宋季进士数代护持龙翔寺因缘。因为是本地任家所护持的官寺，所以又称为任家官寺，重修僧为性戒大师。

5、忠州栖霞寺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三载敦十甲有栖霞寺云：“一名三洞禅院，有残碑载‘乡官进士李允、教官李昂、知州杨恺’等字，其玉皇殿则于万历十三年。寺前溪流逥环，三洞胪列前明古刹，有嘉靖十三年修庙碑，即‘勅赐栖霞院’碑，字半剥蚀，不要卒读。”查李允为明代进士，志中有传。此栖霞寺当是为嘉奖时人有关。其它如护国堂，报恩寺等，虽非官寺，然均与官寺有某种联系。

二、忠州私寺考

对应官寺的佛寺，一般称为私寺。私寺也有许多种存在形式，如功德坟寺、私家寺院等不同。

(一)、功德院或坟寺

功德院和坟寺是指为已逝王侯贵族作功德而建的寺院，称为功德院；为守护坟墓而建之寺院，或寺院改作官家超度亡灵等，则称坟寺。功德寺初名功德院，始于唐代，宋时极为盛行，如岳飞的功德院称为“褒忠衍福禅寺”、史弥远的坟寺称为“教忠报国寺”。功德坟寺的地位，仅次于为皇家陵墓超度的“陵寺”。宋代颁敕额赐的功德坟寺，不但免去租税，更赐予任命僧尼及颁衣、赐号的权利。

忠州古来为军事要地，为巴蜀要道，有功之人甚多。查勘文献，这类封赐的功德院或坟寺有不少，今略述如下：

忠州巴台寺。据《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下《寺观》载，忠州西二里有巴台寺。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三记载更为详尽，云：“巴台寺，在城西二里，即唐之龙寺上寺。按龙寺有三寺，一在山顶，一在山腰，一在山下。”山上巴台寺有古巴台，为战国时期古巴国的遗址，相传为巴王坟。此处立寺，有祭祀古国君的功能。从历代名人屡屡登巴台并作诗怀古吊巴王来看，此寺应为祭祀巴王的坟寺。

白公祠，在巴台寺毗左，明崇祯三年知州马易从创修，为祭祀有功于忠州的刺史白居易而建的功德寺。

怀忠堂，即祭祀陆宣公陆挚的功德寺。

拔山寺，始建年代不详，明翰林院检讨李允墓在寺内。

准提庵，有刑部郎中袁鼎墓。

曲水庵，有户部郎中郑皋墓。

印盒寺，有处州镇总兵熊兆干墓。

(二)忠州古代私家寺院

唐宋时期，封建王朝通过对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到了宋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增加了很多。寺院近四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的寺院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

1、忠州成家寺

成姓为忠州一大姓宗族，历代所出名流甚多。在忠州属地敦五甲地有成家寺，设私家书院并家寺，以免费教育乡民子弟。忠州成氏宗亲载诸史乘者，录之于下。

成文运字在东号白邻，康熙丙子科举人，次年高中丁丑科进士，任当涂知县转户部江南司主事，升浙江司员外郎转迁兵部武库郎中，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历官至太仆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忠州志》卷八中有传。正四品大员。

成文逈，康熙丁酉科副榜，康熙癸巳恩科举人。

成宗发字佑我，成文运之子，康熙癸巳科举人，授平南县知县，后官至直隶赵州知州。正五品。

成学宦字旭亭，乾隆庚子科举人，文笔过人，忠州志有传。其继妻钱氏为直隶保定人，年二十九岁时，学宦殁于外无子。节妇誓不再嫁，因忠州守节，被载入史册。

成宗洙，岁贡。

成学岱，嘉庆五年以廪生任真定县典吏，后迁土城巡检。从九品。

成继汭，监生捐职，从九品。

成拱，以子成文运赠京畿道监察御史，晋赠大理寺卿。正三品大员。

同治《忠州直隶州志》卷十一《人物补》载：成继维，郡处士。能文，以教读为业，数十年不倦，咸谓士有铜行，斯人近之。

同治《忠州直隶州志》载：成学益，郡人，性忠朴，尤笃友爱，凡钱谷出入，与兄弟子侄共之，毫无吝色，族党重之。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八《人物·烈妇》载：“成节妇冯氏，成孔珍妻，年二十二岁夫没，抚子(成)孝德早殇继抚孙(成)继福，现年六十一岁。”成冯氏的行为非常感人，二十二岁死了丈夫成孔珍，儿子成孝德又早亡，独自一个抚养两代人，被载入史集。

忠州志卷八烈妇又载：“戚节妇成氏，戚永华妻，二十七岁夫，立志守节，现年六十岁。”成家的女孩子嫁给戚家，终身守节。

2、忠州其它宗族家庙或家寺的兴盛

忠州自古为人文胜地，正所谓人杰地灵也。在汉代，忠州严就、胡良、文恺任巴郡文学掾，载入史册。学而仁则仕，晋代忠州文立任劳任中庶子，毛楚任牂牱太守，母雅出任夜郎太守，为一世之俊杰。有名可考进士宋代2人，明代17人，清代6人。还有官居忠州或世袭忠州千户等职的，以及忠州大小盐井矿主和经营富户，共同组成忠州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中国学宦的信仰，是以儒佛信仰为归趣。即身为儒教，又同时信仰佛教者居多。这些名门豪族有田地，多建立家族式的佛教寺院或庙宇，甚至还流行购买度牒作寄名僧的现象。因为朝廷对出家严格控制，先经过严格考试，还要交纳不菲的税银才能取得出家身份。由于国家的宗教政策有免税制度，手持度牒的富户多出资修建寺院，花银子请人代为出家修行，这就叫寄名僧。朝廷对度牒的发放也比较混乱，如国库空虚就卖度牒；朝廷打仗需要银子也发度牒筹集军需；天灾之年放度牒解决赈灾之事；皇家喜忌之年大量度人出家祈福，等等。由于这种度牒金钱化的现象，让许多僧侣成为无法剃头的行者(如武松)，而手持度牒的富户就可以享受国家免收赋税的优惠政策。所以，私家寺的成立原因极其复杂，既有虔诚信徒的奉献，也有兴一方文运的雅士，甚至还有巧取豪夺的避税港。据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三载有私家寺者甚多，如：

敦一甲：福庆寺，又名白家寺，为白氏家族宗寺。三庆寺又我田家寺，家族出明代嘉靖乙未进士田登年官至大理寺司正(司法机关)，万历辛丑进士田一甲任潭南道监察御史转陕西兵备副使为代表。

敦二甲天台寺，又名杨家寺。忠州明代出进士杨一举，有《杨氏家乘》。

敦四甲有汪家寺，为汪氏家族佛寺。

敦五甲净土庵，又名孙家寺，为孙氏宗族家庙。忠州出宋代绍兴戊辰笠进士，明代成化戊子科举人孙(王+怱)任淳化知县。

敦六甲静因堂，又名张家寺，明代忠州出万历己卯科举人张师厚任巩昌府通判。逥龙庵，又名谢家寺，忠州明代有宏治壬戌科进士谢表官钱塘江府知府。玉衡堂，又称田家寺，为田氏宗教寺院。

敦七甲杨家寺，为杨家宗族寺院。

敦八甲永兴院，又名傅家寺，为傅氏家族佛寺。观音庵，又名张家寺，为张氏家族佛寺。玉皇观，又名余家寺，为余氏家族佛寺。敦八甲还有冷家寺，董家庙，分别是冷氏家族和董氏家族的佛寺。

敦九甲李家寺，为李氏家族佛寺。忠州宋代出进士李兴宗，官至国子博士，号谦斋，着有《论孟俗解》。

敦十甲姚家寺，任家官寺，忠州明代出万历丙戌科进士任道学任归安县知县。任家是外来为官，数代进士出身，此寺也比一般家庙不同，可能还受到朝廷封偿，称为官寺。

崇一甲古宗寺，又名王家寺，为王氏家族佛寺。忠州明代有正统丁卯科举人王璧。长寿庵，又名贺家寺，为贺氏宗族佛寺。忠州明清代出乾隆壬子笠举人贺廷栻，康熙己酉科举人贺勋任陕西葮州知州，以及道光壬午举人贺鹤云。

崇二甲明代大悲寺，又名陈家寺，为陈氏宗族大寺。忠州明代出成化辛卯进士陈瑞任光禄寺卿，嘉靖壬辰进士陈策任杭州府推官。

崇三甲法藏庵，又名胡家寺，忠州清代出康熙癸酉科举人胡俊任仓溪县教谕。胡维英康熙癸巳科举人，胡泽溢雍正癸卯科举人。

崇四甲明龙寺，又名罗家寺，为罗氏宗族寺院。明代忠州出嘉靖壬戌科进士罗青霄任漳州知府。

崇五甲的赵家洞，为赵氏宗族寺院，忠州历史上知名的赵良忠为嘉靖丁酉科举人，任荆门州知州。

崇六甲有余家寺，为余氏宗族寺院。罗家庙，为罗氏宗族寺院，圆通庵，又名贺家寺，为贺氏宗族寺院，

崇八甲陈家庙，为陈氏宗族寺院。黎家庙，为黎氏宗族寺院。明代忠州有崇祯癸酉科举人黎孔昭。

崇九甲朝阳寺，又名胡家庙。江家寺，为江氏家族寺院。太宁寺，又名雷家庵，为雷氏宗族寺院。明代永兴庵，又名刘家寺，明代有进士刘大悦，志载见玉印山钟铭。

崇十甲明代龙居寺，又名陈家寺，为陈家宗族寺院。姜家寺，为姜氏宗族寺院。明代姚家庙，为姚氏宗族寺院。

废寺尚有卢家寺、杜家庙、戚家寺等家族寺院。

从上述忠州家寺分布情况来看，可以知道忠州经济和人文发展较为均衡，氏族在当地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这些富户或官宦之家，大多有虔诚的信仰，或出资修建寺院，或捐田义资香火，或供养僧众，对忠州地区的佛教事业发展，地方社会的稳定和道德的规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忠州佛寺家族化现象，也可以片面理解为佛教通过家族化形式，立足于氏族关系，与社会融合较为紧密，并达成佛教基层公共化倾向。

三、忠州佛寺的融会

中国文化崇尚和谐谦让，讲礼仪，重道德，对一切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同样遇到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问题。《翻译名义集》曰：“吴主问三教，尚书令阚泽对曰：‘孔老设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佛之设教，诸天奉行。’”从三国时期，人们就开始论辨三教优劣，甚至因为三教纷争而出现灭佛灭道的事件。唐代四川南充藉宗密大师倡导三教圆融观，五代吴越国永明延寿大师步及后尘，宋代三教人士已经取得共识，如儒取佛道论理，以理学之心学为代表；道学取于佛儒，以《伍柳仙踪》为代表；佛教大德则普通习三教典籍，注老子庄子等。元代刘谧撰《三教平心论》二卷，现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作者以儒释道三教皆为止恶行善之法，而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不可偏废。这种三教分类法，几乎影响了后世的三教判别。

忠州佛教三教圆融的思想起源可上溯到唐代，被贬居忠州刺史的白居易为虔诚佛教徒，常到忠州官寺龙兴寺、开元寺拜佛，与萧处士、清禅师交流。历代僧人多习儒道，或以儒道解经，提倡三教圆融。

(一)佛寺与儒殿一体化

中国制度化宗教的代表是儒教，所设殿堂崇孔夫子(大成至圣的文庙为主，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厉坛、风雷雨电坛等，祭祀天地日月等神。儒殿注重文脉的信仰，如文昌宫主祀梓潼帝君，认为奎星阁及文峰塔修建有助于地方风水的改造。朝廷对功之人进行中祭，如忠州的四贤祠，就是纪念刘晏、白居易等文人的。这些儒殿由朝廷直接拨款，按例祭祀。

道光五年，忠州知州吴友篪曾经说：“甲申仲秋，余集绅耆劝捐书院膏火两里二十甲，乐输者听其自便，而庵观寺院不与，盖不欲以释门参儒教也。”吴知州接受捐款，却不接受寺院捐款，不想让佛教参与儒教，说明当时僧人参与儒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才有反对的理由。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三坛庙中载：“文昌宫，在郡东门外学宫右，明万历二十八年建，康熙八年知州刘肇孙重修等。”清·李凯《重建文昌宫记》对这次修建记载得很详细：“……共计正殿后殿祭殿各三楹，前有官厅，后有僧房，……为僧人筹常住……庙田二处……一在敦五甲，地名龙池河，系住持僧圆修去钱一百五十千，得买何王氏同子何柄田一分，每岁收租谷五石。”说明知州刘肇孙兴建文昌宫时，是借助僧人圆修筹集资金建宫，并置香火田，还任命圆修为文昌宫住持。

忠州人一直认为培植一地文脉的万福塔，在州南羊鸣山上，也是由僧人帮助知州吴友篪修建而成。吴氏本来反对僧人参预儒教，但修建万福塔的僧人志宽也不是一般的僧侣，是杨氏宗族寺杨家寺的住持。杨氏是忠州大姓，有权有势，得到志宽的支持就等于得到了杨家大家族的支持。而让吴友篪放弃不让佛门参预儒教的另一个原因，是志宽为当地有名的佛教慈善家，建有义庄，掩埋浮尸，修建桥梁不利行人。在志宽的周旋下，得到了忠州僧正司续绅的支持，修建培植人文风水的万福塔就修建起来了。佛寺与儒殿不分，在春秋祭祀之时，照样国家出钱祭祀，文武分班按礼设祭，牛羊猪肉供品供奉其上，日常又是神社与佛寺的结合，即有佛教的佛像菩萨戒，也有神祇的供奉，就成了忠州佛教的特色之一。

(二)佛道寺观的圆融

重庆的佛教信仰在民间普遍存在佛道不分的现象。我前不久去南川金佛山考察，在南坡西来寺遗址发现同时存在道士墓和僧人墓，说明清末佛道于此同处一寺。现在佛道相互的认同感也比较强，如道士可以到佛寺来挂单，可以一起修行住宿。僧人也可以到道观挂单，参与道教法事。忠州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如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三云：“真武庙，在州西门外一名水府宫，建时无考，乾隆四十二年重修，后毁于火，僧人清泰重修，道光三年又毁于火。”真武庙是供奉玄天上帝(道教之北方水神)的地方，所以又称水府宫，应该是道教的宫观。僧人清泰却来重修真武庙，成了佛教的寺院。这种寺院一般不改变主神的供奉，而另择地修佛殿或在侧殿供奉佛像等，以满足佛教徒的信仰需求。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一中，有忠州八景的阐述。八景之一为《紫极晚烟》云：“紫极烟霞。紫极观即翠屏山，唐之玉虚观，今之毘卢寺也。寺在山半，春秋佳日，每当薄暮时有轻烟一缕横亘其间，上达桐柏，下接羊鸣绕东如带，历久不散。”唐代著名的玉虚观，后道教败落，经僧人改建，名毘卢寺。从明代舒容《紫极晚烟诗》有“……烟锁荒台尽日闲。欲访炼师何处去，至今未覩鹤飞还”句，见到的是道观的荒凉与败落。卢瀚题七律有理有“当年紫极玉虚宫，遗迹徒存草莱中。落日晚烟横一色，西风暮霭贯长虹。荒台剥圯余丹灶，曲径冥蒙接碧空。藉问羽仙何处去，山猿时倩白云笼”句，道德观仍然荒废。清刘以瑜题七律云：“旧时宫殿鬰嵯峨，灵气仙香得尽么。每坐日沉孤寺晚，常看烟亘半山多。映江练带残红落，绕塔岗兼暮霭拖。风动瞑天新月白，一声疏磬出阿罗。”可见道观有长达数百年的荒芜阶段，可能是明代才改为佛寺。

忠州崇三甲有明代能仁寺，由道家玉皇观改成。也有寺院改为宫观的现象，发崇七甲古有云栖庵，在明代改为玉皇观。

在忠州还有大量的关帝庙，大多由僧人住持。据《佛祖统纪》卷六《智者传》所载，隋代智者大师曾在玉泉山入定，定中见关帝显灵，化玉泉山崎岖之地为平址，以供大师建寺弘法。之后求受五戒，而成为正式佛弟子。后世佛教将关帝列为伽蓝护法神，与韦驮具有同等地位。基于佛教圆融态度，将民间信仰诸神，作为佛教的护法神供奉，还是符合宗旨的。

(三)佛寺与会馆的融合

重庆地区历史上曾经有八次大的移民，查家族谱系，多是湖广填川人士。忠州在明末清初，历经张献忠之乱，姚黄之乱，教匪之乱，本土人口十仅存一，致忠州大地，一片狼藉，有土无为耕种。清初实行湖广填川的移民政策，大量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广东、广西等地流民，纷纷进入巴蜀地区垦荒，巴蜀生产力逐渐恢复。忠州在康熙六十年到雍正十一年进行户口调查，辖区有15805户，男36145人，女34587人；嘉庆十六年统计，共33547户，户口增加一倍。同治十年统计，户口达70048户，男273358人，女171817人，共计445175人。人口迅速增长，税收增加，社会出现繁荣的景象。

这些外来的移民，为了纪念先祖，缅怀故乡，纷纷设立会馆，相当于现在的同乡会，联络感情。会馆的设立，多由当地名士富户牵头，在城区找一个古老寺院为依托。随着忠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忠州为产盐富地，大量制盐的手工业者和贩盐的富商前来淘金，给忠州经济注入新鲜的力量。忠州是长江重要码头，中原入川黔滇的必经之地，贸易业相当发达，外地在忠州经商的人迅速增加。这些以外乡为主的人士，为了开成保护机制，也纷纷成立会馆。这些会馆大多依附佛教信仰，联络同乡感情，在佛寺中开展活动，或对同乡进行保护或帮助。反之，这些人又成为佛教虔诚的支持者。所以，忠州佛教会馆化现象，是佛教社会化很成功的一个例子，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查阅《忠州直隶州志》等文献，略举几例会馆如下：

禹王宫即湖广会馆，在城北门内。

许真君庙即江西会馆，在城内丁字街。

帝主宫即黄州会馆、在城南门内

镇江祠即王爷庙，为江苏盐商所建会馆，一在城中南门内，一在城东门外，一在云根驿。

土主庙，为蜀地在忠州客居民所崇奉，在城东门外。建时无考，明万历中知州加国祯倪伯鲯重建，康熙甲戌年知州武烈重修，道光五年知州吴友篪率绅士重修，一名忠贞祠，门外有汉丁房阙。

(四)佛寺与行会的融合

忠州商贸的发达，应在康熙之世流民入川，在同治年间达到鼎盛时期。据民国《忠县乡土志》所载，忠县在民国初年已有各种税目三十二种，分别涉及娱乐业、商贸、船业、烟酒业、屠宰业、商贸经纪、典当业、鱼业、畜牧贸易、盐业、茶业、运输等，说明忠州经贸业是相当发达的。据同治《忠州直隶州地》载，清朝牙行鱼课盐税茶课为四大主税种，说明贸易发展迅猛，忠州在清代已成通商口岸，汇聚四方商业力量的参与。

清中期忠州得到官方认可的盐井有三十四眼，私下采盐不计其数。得到政府许可进行食盐贸易需要“盐引”，这些盐引是有指标的，政府从中收取税银。采制盐的手工业者一般供奉井神之外，还祭罗公。忠州专设罗公祠，供盐商及采盐业主供奉。罗公祠在甘井，明隆庆丁卯涂甘诸井灶民因于盐课，郡人罗公青霄有省减之疏，万历甲戌刺史王公洪泉勘复无异，中丞曾公可其复，州境盐亯减去三分之一，灶民德之，为罗公权专祠并祀王曾二公，今东岳即其旧址。采盐及盐运都是高危作业，都有生命之危，这些业主大多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一方面祈求菩萨的保佑，一方面形成行会，通过行会在全国颁的各种力量打通商道，进行有效贸易。

除了盐业的行会外，还有金融业的福德祠(财神庙)，纺织业的轩辕祠，屠宰业的桓侯祠，畜牧业的马王庙，医药业的药王庙，手工业者包括木匠、泥匠、瓦匠等的鲁班庙、敦三甲五甲的井主庙，等等，各种行会与佛教相结合的寺院遍布忠州，是忠州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佛教信仰形态。

(五)佛寺与洞寨的融合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四载，忠州于明末清初屡遭战乱，如“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屠忠州，又遇姚黄之乱”，“嘉庆三年……贼匪入境，焚掠殆尽，州牧王垂重御于敦八甲关王山舒家沟死之”。忠州为入川军事要地，凡经水路的入川战争，忠州之乱都是非常惨烈的。

从历史上来看，三国时期忠州就是蜀吴的战场，现在在发掘出大量的三国时期兵器。明末清初的忠州情势非常复杂，分别有明代政权、张献忠部、南明政权、清朝政权、夔东十三家及地方自保式的地主武装存在。战争对老百姓一说都是不幸的，百姓一般会采取结寨的方式，进行自保。忠州地势复杂，如石宝寨就是一处重要的军事要地，四面耸立，易守而难攻，上有井泉，可以作持久保卫战。非战争时期，人们把石宝寨作为美丽的美景打造，修建崇圣寺，有僧人住持。在僧人的指导下成立以当地居士组成的会首组织，对寺院进行修缮。在战争发生期，石宝寨就成了屯兵千计，保全民众生命与财产的军事组织。忠州地貎多山洞河道及险峻的高山，这些地方多是佛教寺院所在地，在战争期间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有的进攻军队往往也有佛教信仰，可能会对佛寺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如著名的破山大师就曾在军营里待过三年，在石砫司三教寺为官兵说法。而清朝川陕总督李国英最后攻下重庆，不但没有对破山大师采取极端措施，反而皈依佛教，帮助修复道场，借此拉拢地方武装和民众，让人们看到满清也不是恶魔，是充满人性关怀的“仁义之师”。

在地方文献中尚可见到与石宝寨类似的民众自保式的山寨近三百处，这些山寨地势险要，以佛寺为号召，据险自保。如“太洪山……削壁悬崖，群山环抱，当西一面，山涧缭绕，更形险要，一名太洪寨，相传以明季刘太洪建修得名。”这是三面陡峭一方环水的山寨。“椐条岭……山势嵯峨，绝巘千屻，铁壁三面，高不可攀，一名椐条寨。”“玛瑙山……四面崭绝无路可上，教匪滋扰，士人依以为寨，一名玛瑙寨。”“万宝山……嘉庆初年邪匪横肆，土人筑石堞踞以御贼。”以山为寺，以寺为寨，在地方文献中比比皆是。在现存名的三百余山寨中，如三圣寨、观音寨等，以佛寺为名的山寨，或居于名山之顶的山寨，都是佛教与山寨融合的最好事例。这些山寨，在历次战乱中，所保全的性命，不计其数，其实里面蕴涵了一份份辛德勒名单，让人几多感怀。

在忠州山区有大量的山洞，是佛教充满普世情怀的表现。如昌家洞，在州北四十里戚家河，洞下有水，洞外建有龙王庙；三池洞，在州东北八十里赵家山，洞内水极汪洋，建有龙王庙；以及与梁山接壤的大白水洞，州东北五十时的母猪洞，州西七十里大山之下的翔龙洞，州北一百七十里忠梁接壤的红崖洞，州西八十里地的葡萄洞，州西九十里地的铁屎洞，都是有佛教寺院，洞中宽广，水源清凉，都成为战乱时的民众保护神。据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一载：“香沟洞，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红豆山下，其形巨石对列，高可数丈，彼此相倚，中空成洞，门户变幻，不可数计。其下水声汹汹，居民资以灌溉田亩。嘉庆初年，张有发多避难于内，贼匪以洞深广大，不敢轻入，保全甚众。”嘉庆之乱，即义和团之乱，史称教匪之乱，忠州民众死亡惨重。这些佛教化的山洞，对保全民众的生命和财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结语

通过对忠州佛寺的考察，让我们明白忠州佛教起源于东汉，以东汉墓中出土的佛像为代表。忠州龙兴寺为汉永平年间所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由此知道此时佛教已经传入忠州，并成为民俗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忠州佛教的活跃期，大量高僧经长江流域，或在忠州弘法，或经忠州一刹而过，给忠州的佛教带来更为勃勃生机。隋唐时期是佛教的一个高峰，忠州出现了发开元寺、龙兴寺等一批官私大寺，并成为一地之景致。五代与宋元，忠州经战乱影响，佛教也受到重创，大量佛寺被兵所毁。明朝相当的安定，忠州佛教起死回生，现存文献中大量佛寺，多为明代所创修。忠州有治平寺、庆云寺等古刹，经吹万老人的开创而勃兴。明末清初的战乱，许多佛寺被毁，随着清朝移民政策的鼓励，大量外省移民流入忠州，忠州佛寺在聚云吹万老人弟子慧机等的努力下，再次进入中兴阶段。有清一代，忠州佛寺数以百计，再次见证了历史的兴衰与成败。

附古代忠州佛寺名单：

治平寺，在城东门外，即唐之龙兴寺也。康熙辛亥年知州刘肇孙重修，康熙庚寅勅赐振宗禅寺，俗名大寺。有唐杜甫题壁诗，宋陆游游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

巴台寺，在城西二里，即唐之龙昌上寺。按龙昌有三寺，一在山顶，一在山腰，一在山下。今山下大隐崖石刻犹存，庙基尚在。俗以汉平寺为龙昌寺非也。一统志乐天在忠州尝植柳龙昌寺旁，柳盛则寺兴，柳衰则寺败。僧护此柳比之甘棠云。唐白居易登龙昌上寺望江南山怀钱舍人，龙昌寺荷池，九日登巴台，明何异控巴台诗二首等，

准提庵，在州东一里白水溪上，创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康熙五十七年知州何通升重修。

白沙寺，在州西鸣玉溪，康熙二十年建，乾隆五十一年重修。

鸣玉庵，一名观音崖，乾隆中周光远募建。

白衣阁，在云根驿萧公殿后，明初建，乾隆中重修。

开元寺，在州东一里，即今龙王庙是其遗址。白居易开元寺东池早春，留题开元寺上方，

聚云寺，在州北三目山麓，明吹万老人创，因老人名聚云，故以聚云名寺。明季毁于兵火，乾隆十九年知州五尔卿格重修，嘉庆十年僧继月复重修。

国朝周光禧重修聚云寺记：僧昆源托钵募化，昆源法孙继月又独力经营

敦一甲9寺：

普庆寺，太宁寺，福庆寺(白家寺)，三庆寺(田家寺)，太慈庵，石宝寨文昌宫，明玉印山天子殿，报恩寺，丛兴寺

敦二甲8寺：

金山寺，昙花寺，观音寺，紫荆寺，土主庙，兴隆寺，勅封寺，天台寺(杨家寺)

敦三甲20寺：

白云寺，长钟寺，井主庙，文昌宫，嘉靖祠，观音阁，宝胜寺(较早)，观音寺，石庙，漳渊寺，崇兴寺(太兴寺)，明善庆堂(庵)，明庵子寺，一喝庵，报恩庵，观音庵，龙会寺(杨马寺)，明能仁寺(玉皇观)，明云崖寺，广积寺

敦四甲9寺：

庆云寺(衡山堂、福城山，有碑记，衡山和尚)，关帝庙(2)，明普照寺(有碑记，僧圆明、贤僧、如亮、福祯)，明初华藏庵(五衣寺)，水口寺，汪家寺，大乘寺，建兴寺

敦五甲16寺：

观音庵，水月庵，关溪关帝庙，苏家庙，大雷观，祖师殿，护国堂(报恩寺),文昌宫，东岳庙，甘井关帝庙，井主庙，净土庵(孙家寺)，观音寺，黄滩关帝庙，大兴寺，金水寺

敦六甲15寺：

宋圆通寺(有进士碑记，僧明的、隆衣、宗溥)，静因堂(张家寺)，逥龙庵(谢家寺)，玉衡堂(田家寺)，明天福寺(黄石庙)，太平山(路口庙)，关帝庙(4)，圆觉庵，普乐寺，白鹤寺，报恩寺(黄印庵)，庆源堂(拈花寺)

敦七甲7寺：                                        

复兴堂(杨家寺)，朝阳寺(七崖洞)，关帝庙，甘露堂(黑潭洞)，慈云洞，太阳寺，三会场关帝庙

敦八甲43寺：

广佛山，兴隆寺，慈云寺，朝阳观，八德堂(洞池观)，永兴院(傅家寺)，凌云阁，南华宫，两河口关帝庙，金华寺，观音阁，宝胜寺，圣灯寺，金鸡场关帝庙，太白庙(荣兴庵，2)，明华藏堂(金珠洞)，观音庵(张家寺)，关帝庙(花桥寺，3)，水口寺(铁佛)，海会堂，金鸡寺，双基寺(盘石寨龙应堂)，石鼓寺，观音堂，明罗官寺(兴云庵、永兴堂)，明圆通寺(大石佛)，玉皇观(余家庙)，石堰塘，宝胜寺，海珠寺，冷家寺，慈济堂，拔山寺关帝庙，拔山寺文昌宫(刺史碑记)，王公祠(奉王刺史)，石庙，万仙洞，白云寺，观音堂，董家庙

敦九甲18寺：

庙口垭关帝庙，中兴寺，观慈寺，唐王寺，明观龙寺，明智华寺，水口寺，宝峰寺(杨武庙)，关帝庙(3)，石泉寺，明中峰寺，明大梵寺，明李家寺(明因院)，龙山寺，明逥龙寺(天台寺)，明永兴庵

敦十甲9寺：

姚家寺，金龟堂，文昌宫，关帝庙(3)，宋龙翔寺(碑记，任家官寺，僧性戒)，栖霞寺(三洞禅院，旁有玉皇殿，进士李允等碑之，寺极古)，文昌宫

崇一甲8寺：

庆忠堂，明水月寺(石宝寨对岸，24姓共修，又名崇因寺，举人碑之，僧彻法、徒永质、永佑)，普贤庵，观音寺，明观音寺(有古钟)，古宗寺(王家寺，有碑记，僧文慈)，关帝庙，长寿庵(贺家寺)

崇二甲6寺：

宋宝光寺(碑记，僧道慧)，大国寺，迎胜寺(观音阁)，南宋福田寺，明大悲寺(陈家寺)，桓侯庙

崇三甲6寺：

法藏庵(胡家寺)，明鸣观(天子殿)，关帝庙，曲水庵，观音阁，佛耳崖

崇四甲8寺：

新胜寺，堂乐寺(水口寺)，优昙寺，玉皇观，经堂寺，永兴寺(跳磴寺)，双峰寺(石峡寺)，明龙寺(罗家寺，古钟)

崇五甲18寺：

天宫堂，赵家洞，观音堂，明朝阳洞，唐玉虚观(毘卢寺、紫极殿)，明三台寺，白花寺，释毗庵(海会堂)，明报德寺(翠松庵)，明永兴寺(跳磴寺)，明普乐寺，明弥陀洞(碑记，明代僧性阔创，明僧知一继之，清僧性宏、绍宗，有诗文)，明观音洞(有诗文)，明桐柏庵(昙花堂，有古钟，州牧翁氏诗文传世)，丛兴寺，明梓潼观，关帝庙(2)

崇六甲9寺：

明白崖寺，余家寺，明高峰寺(明泰始间武略将军刘君镛，鸿胪寺序班刘宪来寺隐居处)，关帝庙，罗家庙，岩口寺，天宫堂，圆通庵(贺家寺)，白云寺

崇七甲7寺：

中庵寺，古来寺，镇国寺，明玉皇观(云栖庵)，观音阁，明悟空寺，明东明寺(僧东明，有诗文传世)

崇八甲8寺：

关帝庙(望水寺，2)，明法身寺，陈家庙，明净涵寺，明云佛寺，黎家庙，元石盒寺(圣寿寺，刺史碑记)

崇九甲15寺：

逥龙寺(镇口庙)，朝阳寺(胡家庙)，江家寺，佛灵堂，太平观，太宁寺(雷家庵)，玉皇观，长安寺，关帝庙，观音寺，天宁寺，广照寺，塔院(铁壁慧机圆寂处，举人朱职碑记，谥赐妙光，别庵性统为帝所重，三山老人亦同)，开禧寺(三山开禧寺祇园垂训碑记，其住持兴龙、五云、高峰诸寺)，明永兴庵(刘家寺，刺史刘毓嵒碑记，僧鹤林，刘启等助之，玉眉和弟子冰弦继之，德堂与弦、刺史结莲社)

崇十甲11寺：

明龙居寺(陈家寺)，忠丰寺，石盘寺，明檀林寺，黄汛观，石佛堂，铁山寺，西来庵，姜家寺，华严寺，明姚家庙

废寺22处：

元妙观，圆通观，严公祠，甘严二公祠，普宁院，景德殿，卢家寺，白云寺，明拔山寺，一斋寺，半边寺，明宝胜寺，和尚坪，楠木寺，杜家庙，圣教庵(法宗寺)，清河寺，戚家寺，白云寺，逥龙庵，明庵子寺，明宝胜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