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

重庆市忠州秦属巴郡，西汉置临江县，唐朝贞观八年(634)唐置忠州。据《太平寰宇记》：“以巴臣蔓子，及巴郡守严颜，并著忠烈而名。”据《元和郡县志》：“以地边巴徼，取怀忠信之意。”南宋咸淳六年(1265)升为咸淳府，元朝复忠州，1913年更名忠县。为三峡长江之一大码头，可东下荆楚，与海道相通；西流蜀地，与融洽滇缅吐蕃相接；南下为陆路，直趣夜郎黔桂，为内陆出海通道；北上亦为陆路，属唐时官道，忠州及涪州特产“贵妃荔”经此道三日可达长安(都云贵妃荔产出粤桂之地，日行千里，也需十多天行程达长安，则已成浊色矣)。忠州因此开放性的文化型态，人文发达，高僧云集，实为中国佛教之重镇。

阅《忠县志·佛教》(1994年版)载：“相传，佛教在东汉开始传入忠县，永平年间(58~75)忠县就修有佛教寺庙——龙兴寺，为国内兴建较早的一批佛教寺庙之一。”《蜀中名胜记·忠州》此《志》云：“东北三十里，大成寺，汉初平(190~193)建。”成果龙兴寺与大成寺均为东汉创建，无疑忠州为中国佛教较早传入地之一。但一般人认为巴蜀三国前无较发达之佛教，古志可能采信有误，不足为信，而《中国文物报》， 2002年7月5日一版《重庆丰都槽房沟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葬》一文，谈及2001年，在重庆丰都县槽房沟出土覆斗形陶摇钱树座及摇钱树残片，残片中有一汉式衣帽的铜佛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袈裟，其座阴刻有隶书“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九字。延光四年为公元125年，是汉安帝刘祜的年号。丰都属忠州辖区，说明此时佛教在忠州不仅是一种外来的信仰，而是深入百姓生活的精神实体组成部分，并形成一定的民风民俗，至少当地百姓在葬礼上出现了佛教仪式，并制作佛教内容的陶器，以安慰或超度亡灵。

到蜀汉时期，佛教信仰一以贯之，仍然继承东汉时期民俗信仰的模式，我们在墓葬文化找到了相关的证据。《文物》1985年7期载《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一文，1981年5月，重庆忠县涂井卧马凼崖墓群出圭有铜摇钱树，共14节，树干上均有佛像。经研究，这座墓葬应为蜀汉墓葬。可见，蜀汉时期，佛教在忠州的传播，已经更加深入人心。

两晋时期，受张道陵王斗米教的影响，巴蜀地区黄老信仰较为兴盛，佛教发展较为缓慢。其时道安的义学已传至襄阳，并派弟子法和经忠州入蜀。罽宾国僧昙耶舍也在江陵辛寺大弘法化，对忠州地区的佛教有较大影响。罽宾国沙门昙摩密多曾来成才传禅法，又经忠州东下荆州长沙寺弘法。庐山慧远曾派其弟慧持经忠州到成都传法。巴蜀成为佛法热土，一时归者如云。北周时期涪陵高僧宝崖，以咒术闻名天下。因涪陵与忠州相接，对忠州佛教有一定影响。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撰，西蜀草玄亭沙门慧宝注《北山录》卷三云：

竺法潜(晋高僧，姓王名潜，字法深。蕴当年之誉)王敦之弟也。先事忠州刘元真，崇德务学，誉满西朝(刘元真早有才能之誉，深为孙绰所重。元明二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即王导庾亮也)皆龙而敬焉。

《北川录》所载，著名沙门竺法潜为忠州刘元真弟子。同书卷四又云有慧宝注云：“竺潜字法深，姓王，晋大将军敦之弟。事忠州刘公之弟子。” 再次言及忠州刘元真。《高僧传》卷四载：“元真早有才解之誉。故孙绰赞曰：索索虚衿，翳翳闲冲。谁其体之，在我刘公。谈能雕饰，照足开蒙。怀抱之内，豁尔每融。”此忠州又有“中州”之别，应为山西境内之中州，而重庆忠州当时还称为临江县，此忠州当与重庆忠州无关。

据《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山川》卷一载：“白云山，在州西北七十里，俗名新开路。……山半有洞，额石塔留记四字。洞内石壁刻宋延光二年已酉道人何清显新开路碑记，词不雅训。”延光二年为公元123年，甲子为癸亥，而非己酉。此碑是忠州道教碑记最早之记载，是珍贵的忠州宗教史料。

南北朝时期的重庆佛教，以涪陵的相思寺和北碚缙云山为中心。此时为佛教之活跃期，如刘宋畺良耶舍于元嘉九年(432)经荆州来化。道汪公也在元嘉年间入蜀，并在三峡建寺，可能曾在忠州一带传教。高僧玄暢经忠州往成都传法，明达(462~516)深入巴峡蛮夷之地，登其堡垒招引群盗，僧林在梁大同间经忠州入蜀至潼川，阆中僧人宝海和龙渊寺智方经忠州下江南等。《佛祖统纪》卷三十三：“东川楊諤《水陸儀》，蜀中有楊推官《儀文》，盛行於世。”梁武帝倡导水陆法会，冥阳两利，巴蜀一带受其影响，推行水陆而有仪焉。

隋代佛教受到文帝的影响，有较大的发展。文帝曾于奉节(信州)建舍利塔，此忠州影响之范围。而《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一载：

高僧传中隋东川僧云法师住宝明寺。以四月十五临说戒时乃白众曰。戒本防非人人诵得。何劳徒众。数数闻之。可令一僧竖义令后生开悟。当时无敢抗者。讫于夏末废说戒事。至七月十五日早。将升草座失云所在。大众崩腾四出追觅乃于寺侧三里许古冢间得之。遍体血流如刀屠割。借问其故云。有一大丈夫执三尺大刀。厉色瞋云改变布萨。刀脍身形痛毒难忍。因接还寺端情忏悔。乃经十载说戒布萨。临终之日异香迎之神色无乱。欣然而卒。此乃上智。故动幽呵。今时下愚竟无显验。纵令永废反自安然。法灭于时可用长叹。

东川僧法师住宝明寺，乱改说戒仪轨而遭受现报，后虔诚忏悔，而得临终“异香迎之”等福业，说明重庆于隋代已经特别重视戒律，大弘律学。唐至德二年(757年)分剑南为东川、西川，各置节度使。东川治梓州(今四川三台)，辖区在四川盆地中部。但在古文的使用上，东川意义却很广，有时是与“西域”对仗的东川，有时也指川东重庆等地区。

唐代忠州佛教进入鼎盛期，忠州临江崖摩崖造像，为三峡较早的佛教造像之一。不惟佛教造像事业，佛教翻译出版之事，也见于忠州：

《一髺文殊童子速成就无尽宝藏经》，此经上元元年九月十八日，婆罗门嚩日罗(二合)么拏庾洒(二合)，唐云金刚福寿，于秦州开元寺轮寺三院口口口口贞元十七年三月翻经沙门再过口口口八硖内忠州萨使君宅。见天竺僧封勘定入藏记。(见《一髺文殊师利童子陀罗尼念诵仪轨》卷一)

文中所言忠州萨使君宅中释经事，为忠州地区佛教文化兴盛之一见证。唐代忠州之龙兴寺、开元寺、龙昌上寺、龙昌下寺等寺院发达，许多文人才子，皆醉心于佛教。或落泊文人，依靠佛教得到心灵的救赎。唐·白居易初贬忠州，心情低落，与僧为友，其《戏赠萧处士清禅师》云：“三杯巍峨忘机客，百衲头陀任会僧。又有放慵巴郡守，不营一事只腾腾。”唐代重庆开县大觉寺也有清禅师，为韦处厚相交甚谊，善诗文，不知此清禅师与彼清禅师是同是异？别一位受抱玉影响的第五琦居士，于乾元二年十月贬忠州，对忠州佛教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后宝应初入为太子宾客。《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释教部纪事》卷一引《酉阳杂俎》，刘忠州晏尝于径山向释道钦乞心偈。《南岳总胜集》卷三载，著名宰相刘晏曾令衡山县，与王十八往来，坐事贬忠州三十年，多言神异，与方外交。契嵩《镡津文集》卷十五云：“陆贽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门绝人事，不复为私书。”陆挚有佛教信仰，杜绝人事，实为闭门禅居反省自我之最佳方法。

《金刚经受持感应录》卷二载：“唐薛严，忠州司马。蔬食长斋，日念金刚经三十遍，至七十二，将终，见幢盖音乐来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俨之姑也。属纩次见严，随幢盖冉冉昇天而去，呼之不顾，一家皆闻有异香之气。”《报应记》、《金刚经灵验传》卷一，《居士传》卷十四等，均有薛严诵经的记载，这说明忠州佛教在唐代是以禅为主体，兼及唱诵等修持方法。

宋代著名禅师石溪心月，弟子众多，其《石溪心月语录》卷三《跋觀音頌軸》云：

忠南圭禅人出示赞偈一卷，余方阅半偈，见善财谒观自在于海岩之间，一莺不啼，风景悄如。终阅之则相与理融，境与神会，曾不觉知，如是之相，是心手相亲之士，以妙莲华六万余言，缕而成之也。奇哉诸禅人，覩是相而作是赞。余读是赞，而覩是相。于一四句中，了然无余矣。尝谓得句不若得意，得意不若得句。使句意俱得，难矣哉。敢不加额顶戴，扣齿赞善，此今日大光明法幢也。若夫得无所得于句意之外者，又非笔舌所能形容尔。

忠南及忠南道，为忠州常用之称。忠州圭禅人作偈，请石溪心月禅师作跋。心月禅师非阿谀之辈，若不是圭禅师有非凡手眼，安得云“句意俱得，难哉”、“敢不加额顶戴，扣齿赞善”等语，可见能作“今日大光明藏”之圭禅师，不仅弘化忠州，且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之力。宋代的巴渝佛教，夔有卧龙破庵祖先(1136～1211大弘禅法，棠有赵智凤(1159～1249)传承唐密柳本尊法，尤能称雄中原，为法门龙象，而圭禅师之属，当是法门中英杰也。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灭佛运动，因前后蜀对佛教的保护政策，没有受到毁伤。然历经战乱，宋代重庆佛教显然在战火中受到严重的摧残。《希叟绍昙禅师语录》卷一《重庆府元公东山印藏经归蜀》云：

锦江经论场，虽西竺圣师，夺外道赤幡，泻悬河辩，未易彷佛。因是周金刚奋不平气，肩担疏钞誓扫南方魔子，未跨龙潭，过现未来心，一点百杂碎，吹灭纸烛，止啼之金，变为灰烬。

老东山穷自知之理，发蓬蒿箭，锁断岷峨吴楚老宿喉襟。会圣庵前，闻如来密语。生平碍膺，扫无踪迹。摵碎南泉摩尼珠，贯花之文，削无形影。

蜀罹兵火之厄，一大藏教，片文只字，悉秘龙宫，使后进决志流通者，漠漠长河，舍舟奚济。元公慨然兴叹，万里南来，一肩担荷。庶复见汉官威仪，践玄奘芳尘，殊途仝归，初无东西异辙之分矣。中流一壶，遇若千金，于教门岂小补哉。更能穷自知之要，饮水防咽，则古今东山，一梦两觉。朅来玉乳峰前，夜雨青灯，细论委曲，其志可嘉。

分携需语，为途中道伴，敬摅山偈。以赠云：五千黄叶止儿啼，不异渝江碧落碑。古篆分明无赝本，具看经眼亦难窥。

巴蜀遭受战乱后，藏经被毁，教化衰微，有重庆的元公东山禅师，到江浙主持藏经刊印之事，并再次将佛藏带回巴蜀，宋代希叟大师深加叹服，特此作跋纪其事。希叟门下有侍者，名叫希革，为东川人。这里近于江陵的东川，肯定不会是四川中部地区，与重庆境内有关。《希叟绍昙禅师语录》卷一《示東川希革侍者往江陵省親》：

在昔东川多英杰，圆通却万乘之诏。以大觉行，其尊法有体。卍庵脱身戈甲，婴妙喜锋。珊瑚枕上两行泪，一转语报佛祖恩足矣。要知斯文重寄，非眼生三角。力负万钧，鲜能担荷。所以道，离心意识参，出圣凡路觉。已是画影图形，搜寻六贼。欲觅真赃，卒难入手。须向威音王已前，生佛未具。一揑百杂碎，方有入作分。若慕临济厮儿，脱间漏架。跳篱蓦墙，肋下筑拳，连腮赠掌，斫额望乡关，白云千万里。革侍者髫齓出家，寻师访道，奋志効圆通万庵之作，每恨不逢樵子径，未识葛洪家。朅来玉乳峰前，背法堂着草鞋，上门上户眼如铃，有么有么机如电。不消山僧轻轻喷啑，寒毛卓竖，紧捉乌藤。革辙二门，必期打透。频呼小玉，认即非声。扯破犀牛，见即非色。稍知蹊径，痛欲加鞭。秋风袭衣，遽有江陵省亲之举。临行需语，为途中道伴。因谓学道如初，成佛有余。骅骝堕地，抱千里之志，不可半途而息。大鹏展翅，乘九万之风，岂恋枪榆之乐。当思一等吃花瑞菜，春阳煦妪，霜雪凭陵。信口吐出，如优昙薝卜，扑鼻馨香。原其所自，无非离心意、出圣凡，项上生铁三百斤，打硬做成。任是古佛，也合低头，甘听处分。到者里，森罗万像，介甲昆虫，总是生身父母。春水满泽，夏云奇峰，秋月扬辉，冬松孔秀。时时顺色，日日承颜，冷面相看，少曾间隔。岂不思大义渡，放慕顾一着子。日月星辰，为之扑落。放一线道，紧系草鞋。若到江陵，有问千丈岩前事，切不得道。奉化县到山四十里，兴尽早回。革辙向上，大有事在。亦要汝东针西札，予当忍死而俟。

到了唐宋一代，巴蜀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言佛教者，禅宗为主流，唐代佛教十大宗派，巴蜀三分天下。宋代有半数知名禅师多出自巴蜀，有“言禅者不可不言蜀”之谓。虽然巴蜀遭受战乱之苦，而人材之兴，仍为时人所推崇。东川希革侍者，为希叟禅师所重，临回东川之际，多次叮嘱，一定要兴尽早回。

宋元交替，巴蜀地区人民十之有七均罹难，仅合川一地，抗元活动持续三十六年之久。忠州为兵家必争之地，佛教受到重创，仅有穷乡兵火未至者少有遗存。时有北碚缙云山如海真公大弘佛法，著名高寿的神僧金碧峰大师受其指导，并得其法要，出世弘法，受元帝赐封，名寂照圆明大师，对四川巍峨山、山西五台山、南海普陀山及京都佛法的振兴，有重要贡献。中峰明本大师(1263～1323)得法弟子南诏僧玄坚大师，曾派人到中原学习禅宗，有弟子普福在重庆留下来传播佛法。

朔汉三韩，西域南诏，至于日本之，僧靡不来参，多望风信慕，尊之曰大和尚，绘像事焉。南诏僧普福奉师像南归。至重庆忽神光烛天。其土感悦遂笃信禅宗。

重庆明代佛教，继宋代夔州卧龙寺破庵祖先大师之后，有东普无际悟明大师最为昭著。东普即普州安岳地，与大足相邻，上接宋代唐密气候，禅门勃兴于此时。无际悟明大师座下出楚山绍奇及重庆綦江西禅寺如瑞大师(西禅如瑞)等。楚山绍奇与西禅如瑞将礼法传至全国，成为明代中兴大师。忠州佛教一方面有夔州破庵之法系残存，又经无际悟明、西禅如瑞之绍兴。至于明中后叶，则有破山法系与聚云法系之勃兴。破山(1597～1666)岊岳、大峨、万峰、中庆、凤山、栖灵、祥符、无际、蟠龙、佛恩、双桂等十余刹，得法弟子八十七人，法脉遍及西南。破山弟子云幻宸、燕居德申，再传弟子如丈雪弟子大慈懒石聆，敏树如相弟子圣寿空谷澄，华岩圣可德玉弟子三渊惺等，均为忠州籍贯的大禅师，对巴蜀、云南、贵州、陕西、湖北、湖南佛教的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聚云法系以忠州聚云寺明代明代僧吹万广真(1582～1639)为首，或著书立说，或棒喝传宗，对上层及民众的影响都非常大，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多出自忠州，弘法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受到康熙帝的重视。这两个派系的佛教，直到清末还同时存在。解放后，这些法系中，多见破山法系，聚云系已在多次法难中，难以见到踪迹，唯有古老的了聚云寺、治平寺、玉印山崇圣寺等倘存遗址可考，有待专家考证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