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佛教的伟大？如何成为一个居家有德之士呢？这是一切俗缘未了，未具足离亲弃俗的条件，又想于佛法有大成就的在家修行者所想了解的首个问题，善哉！斯问。

其实在家之士，只要把握一个原则精进努力自可大有成就！历史上其实有很多例证可做参考。一切有大成就的居家之士皆以“谦卑”两字作为处世之原则。谦则有德，卑则虚怀若谷，虚者无傲，无傲不落后，则常进取，须知“有所得皆归生灭，无住心正是涅磐。”故此“谦卑”两字成就一切大德！

如维摩诘居士以古佛再来而示现在家护法之身，执弟子礼而倡佛陀之正教，导俗流皈依三宝，圆融无碍。其功无量，其德于佛前“谦卑”有目共睹。

再如“给孤独长者”富可敌国，施贫救苦，德行于大众共同称赏，故号“长者”，然于佛陀四众弟子，不惜黄金铺地，为法而不吝家财万贯施金三宝之前，购园林供正法之弘扬。终感化祗陀太子，共成就祗树给孤独园，成为千古佳话！

还有阿育王统一印度，造八万四千塔，藏佛舍利，结集经论，供养僧宝，弘通正法，惟五戒十善庄严国土，以大一统之国王，行三宝弟子应尽之义务，也可谓不遣余力。

波斯匿王执弟子礼，以父忌日供养僧宝，亲身以王者之尊前往迎接佛陀及众僧宝，感动全城各长者大德共同供僧，齐闻正法，终成就楞严大法会之殊胜助缘。

又唐三藏法师天竺取经，学成时恰外道设问，戒日王邀请全印度五天竺大王成就盛世无遮大会，供养众僧，护持唐三藏法师，不以异国异眼相待，而以至诚恳切之心行弟子礼，护持正法，敬重僧宝，其心天地可表。即使三藏法师辞别印度，戒日王也通知五天竺以法为尊，开大方便，沿途设斋，其弟子之至诚之心岂可为今日肤浅之士所知乎？甚至于法师临近国境，又亲自飞骑直追至国境边，与师七日共住，再三请益，不顾路程千万里飞骑之辛苦，终洒泪而别。王因知未来难遇恩师，而以弟子之身护持也是难得，故如此护持圣教！

以上所言，乃印度之居士，执弟子礼于正法前，无论多么尊贵或社会地位如何之高皆以谦卑、至诚之心而流芳千古。其实于三宝前谦卑有德者比比皆是，以上只是略举几例以做证明罢了。此几个实例，为醒吾等之心，而明自大我慢之肤浅无知和可笑。

佛法东来，本是国家以最高的礼遇，派国家最有素养的高级知识分子前去迎请经典之东来，以最至诚恳切之心去拜请东归的一份文化、思想和精神。史载我国汉朝永平年间，明帝求法，派遣国家使者西行求法，于当时的“大月氏”处抄回佛经四十二章，藏于兰台石室，佛教于是东流汉土。又汉朝哀帝元寿元溶化(公元２年)，博士弟子(国家级别最高的知识分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这些史有明载，可证明东土对佛法的推崇备至。然佛法东流普润群生之利益和过程又岂是三言两语所能尽。这是题外话，文长有待来日细言。

历史上高僧东来传法，比丘西去求经皆不惜丧身失命。万里为法利众生的功德，万苦千辛又岂是一言二语所能道尽，玄奘法师可作代表人物。其求法东归之后，备受礼遇，太宗全力支持译经事业，高宗皇帝不以帝皇之尊为念，于法师前谦卑受教，至法师圆寂后，更是悲伤痛哭，一连几日，仍曰：“吾失国宝矣。”

而武则天以千古一女皇著称，若非绝顶聪明之士，岂能于男尊女卑的社会成就“万邦来朝”之盛世？然武则天之信受佛教，敬重僧宝决非政治的目的而已。武则天以绝顶的聪明而听闻法藏法师讲解新译《华严经》时，却有些地方总不明白。后法藏法师以殿前金狮子等为喻，始豁然大悟，不禁五体投地，赞叹莫名。其情景皆可想象，时有偈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其意为：如此最高无上、博大精深、无与伦比的玄妙不可思议的佛法啊，乃是我们经历生生世世、百千万万不可计算的时间里所难以遭遇到的。我今日如此的有幸，能亲耳听闻如此无上的真理而信受奉行，愿我能够生生世世永远的明了，理解如来的甚深的、实在无与伦比的真实义理啊！武则天于佛说真理如此五体投地，发自内心真挚无伪的赞叹，端赖其至诚恳切虚心受教，也是法藏比丘的谆谆善诱，对于真理的无私传授。故武则天万分敬服，乃尊法藏比丘为师，教化一国。又华夏佛法之盛，真理遍流当时，利益群生。甚至于影响周边国家，普被邻邦民众。武则天之谦恭受教，推崇备至，实有其功！

武则天对有道高僧，每每尊崇执弟子礼，亲加跪拜。史有明载：当时“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的神秀大师宣扬《楞伽经》渐修法门，时就者成都，学者如市。武则天闻其盛名，知其有德。乃屈万乘之尊，洒扫金銮宝殿，以至尊无上之礼，用肩舆抬接趺坐而坐的大师至金銮殿。亲加跪请迎接。时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先遣使迎请，至时“亲加跪礼”，盛况如是：“趺坐觐君，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时王公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计。”可见其诚。又武则天尊安禅师为国师，也是备加盛礼，闻六祖大师于岭南，更是遣使盛请，内侍使官得指心要而大悟，大师却称病而不出，终老林泉。武则天中宗皇帝并不为怪，反而盛赞僧宝，且于同年九月三日有诏褒奖称颂：“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毗耶，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感荷师恩，顶戴无巳！”其至诚至真之心，其谦卑有德，于此可见。不愧真正千古豪杰，三宝弟子之表率。

当然武则天的千秋功过，历史上甚有争议，却非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只要学习其对三宝的虔诚和对真理的敬重即可。唐朝大盛，于法执弟子礼者不胜枚举。

这是皇帝于法而谦恭有所悟者之例证、且看文人学士。

佛教于唐朝大盛，高僧大德辈出，然也不免有浑水摸鱼、混迹桑门、败我正法之现象，实在让人痛心(我辈岂可不慎？)！致使当时于法理未甚明了之韩愈大加挞伐，也是情有可原。于今之世，佛法之正信正念之弘扬，并非大盛，希一切有德高僧共弘正知正见于娑婆，普利群生至解脱，则也幸甚！此是题外话。且说韩愈于当世堪称学问渊博的儒士，但惟于佛法真諦却不甚明了，乃凭主观臆断，一面之辞而攻击佛教之流弊，致被贬岭南。后闻大颠禅师的盛德，虚心受教于法席之前，才解惑去其误解，赞叹真諦而执弟子礼之甚恭，悟明圣教乃悔前愆也。实是文人学士去傲慢，远主观断之表率！

佛法圣教乃阐述宇宙人生之真谛，博大精深、微妙不可思议，又岂是凡情俗见所可洞悉？又岂是一切自诩学历甚高博学多才、眼高于顶者所可明？又岂是闻得三言两语，即把肤浅当高深者之所知？如此轻僧慢法之士岂可不慎？

且看历代文人学士于佛法谦卑而得益者：王维于道光禅师“十年座下，俯从受教”；裴休以宰相之身、深乎众望的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备受皇帝礼遇的谦谦君子，却是黄檗希运禅师的得意在家弟子；曾经极力反对佛教、严厉斥责佛教而不明佛教义理、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的唐代著名文人李翱，受禅师惟俨之点悟而得益非浅。乃有赞禅师曰：“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又“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其敬慕之心溢于言表。李翱又曾于贞元年间(７８５－８０５年)问道于西堂智藏禅师，于元和初(８０６年)问道于鹅湖大义禅师。皆以谦卑之心受教，而佛法助其学术、道德完善之事更是人所共知；三宝弟子白居易问道鸟巢禅师，也是一桩佳话；李白、杜甫皆问道于禅师，有其诗为证。杜甫拜访牛头山鶴林玄素禅师，于禅师处受益也不比李白诗仙为少，虽是以严谨之诗圣而著称；诗人岑参“绝顶诣老僧”虚心受益于净慧上人；苏东坡、苏辙兄弟一生受益于禅。苏辙乃景福顺禅师之弟子；王安石“倒履相迎”于真净克文禅师，虽是宰相，却也如此至真；周敦颐、程颐受教于黄龙唯清禅师；朱熹爱拜读大慧宗杲禅师之语录；心学大师王阳明就教禅师而以禅滥儒。

东晋时也有名士如：刘遗民、周续之、宗炳、雷次宗等也受教于慧远法师。

历代文人学士虚心受教，谦卑受益于三宝而于各方面有所成就者不胜枚举。即使是受新思潮影响甚深的胡适，因不懂佛学而无法继续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注：指范文澜。他“文革”期间出版了《中国通史(唐与五代部分)》，其中把佛教批得一无是处，影响甚广)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其科学认真谦恭无自大之心的面对佛教之态度，也甚有可取之处。

这于当今一切不解佛教之徒岂不是前车之鉴么？更莫于一知半解处而起自大之心以免贻笑大方也。当今之士，有不明佛教义理之徒，一味攻击佛教为迷信而无半点谦恭之礼，实在是无知可笑的。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汝等须知，佛教平等，重博爱，余之致力于国民革命，亦是讲平等，生博爱，慈悲救世，主旨正复相同。”

但对于堕于事相，不明义理者，孙中山先生也说：“彼堕入于迷信中之愚夫愚妇，安能讲佛理哉。”可见先生见地，也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谬赞。甚至于先生见重科学技术而忽略精神道德文化素养者而说道：“佛学可补科学之偏。”甚至于说：“佛法是哲学之母。”

但现今一切肤浅者每每喜欢人云亦云，根本缺少科学辩证的思维，此种盲信迷信的思想正是一切有识之士所要遗弃的。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爱因斯坦经过认真研究后说：“佛学这种直觉的智慧，是一切真正的科学的动力，世界上如果有什么真正的宗教的话，除佛教莫属。”这于当今一些所谓信仰科学而盲目排斥佛教、毁谤三宝之士源何有此天差地别？岂不令人三思么？岂不是一个最大的讽刺么？

可见佛法的智慧又岂是肤浅无知者可知其甚微妙？一切有识之士岂不应谨慎、谦卑于佛教？秉着科学精神倡导：“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先生说：“佛教徒处在人类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它的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笔者注：儒学教条与儒学家思想不能一概而论，读者须知。)把人们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

当今佛教弘扬到世界各地，于西方社会，一切有识之士皆推崇备至。那么其影响为何如此之大呢？我们听听德国波恩大学的教授布莱克先生于一九八四年说的一段话，他说：“使西方世界拜倒在佛的面前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佛教博大精深的智慧；二是为一切众生谋求幸福的伟大精神(即大慈大悲和最彻底的平等观。)这是一位大德问其佛教于西方为何有如此影响和信仰的原因时的回答。而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佛教的被推崇与敬仰。能海上师“中年出家，谙熟人情，又遍学显密诸宗，但却不存门户之见，因而说法善巧，信手拈来，皆成妙谛。”但他平生不事权贵，不务虚名，而且非常谦虚和正直，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曾以总统的身份致函礼请能海上师赴美国弘法，能海上师推辞不去。蒋介石也曾邀请能海上师出任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同样遭到谢绝。

被于右任先生称为佛门龙象的宗仰上人曾经指导以庄解佛，借法相唯识(佛门的一个宗派)的资料实现哲学革命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学佛，章太炎先生一生所学佛典有《法华经》、《华严经》、《涅磐经》、《大乘起信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阿弥陀经》等等。其对于世人以有限的知见决定事物的对错，以及对真理缺乏深度的研究的眼光评论的甚有见地。其说道：“自佛家观之，色心不二，则识中本自有物。而凡人思想所及者，即不得谓其物为无有。此非主观武断也。今之所见，不过地球，华严世界本所未窥，故科学所可定者，不能遽以为定见，况世间常识耶？”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陈独秀先生乃曼殊上人方外至交，陈独秀甚为肯定赞叹曼殊上人。他曾说：“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上人)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陈独秀先生于佛教的涉猎不一定很多，但他对于佛法的推崇敬仰、尊重之心却相当深厚。其在《答李大槐》信中有言：“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愚所素信不疑者也。”佛教博大精深，超越文字功夫，甚重根性悟性，就说曼殊上人当年为陈独秀、章太炎所赞叹，也因其根性甚利悟性甚高，当时诗人枊亚子曾言：“曼殊(上人)文学才能，不是死读书读出来的，全靠他的天才。

又朱德总司令曾得映空大和尚的启迪，于人生世事有所看透，对空灵绝妙之禅理也有所领会！有其观昙华寺游记一篇为证：“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情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询属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罕，爰为俚言，以志欣慕。映空和尚天真烂漫，豁然其度，超然其像，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栽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彻石作床眠，披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侧重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飨！”

朱德司令其文笔甚美，但却字字句句皆素朴直道之词，字里行间皆欣慕不已，令人于短短篇章中窥见超世绝迈的佛家情怀，实是难得。

又毛泽东主席甚重《金刚经》、《坛经》，他甚至要求政治局的成员诵读《坛经》。而且他还曾经批评历史上的韩愈曾反对佛教，说他“不讲道理”。而做为一位资深的共产主义者却非常赞赏枊宗元这位出入佛教的大文学家，说他是“唯物主义”。这样的事实，令不了解佛教的人实在大跌眼镜。

其实假如我们了解一下高僧弘一大师(曾经名重一时的艺术大师李叔同先生)的出家事件，也许就对毛泽东主席的肯定佛教，赞赏佛法的事实不会那么惊讶了。

李叔同先生出身于一个豪富而笃信佛教的家庭，少年风流倜傥，才气逼人。“他锦衣紈绔，翩翩裘马，虽有一妻二妾，却又常走马章台，拈枊平章，恋名妓，捧坤伶，交好于歌郎，是一个典型的浊世公子。”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相当高，众所周知，刘海粟先生乃是一位大画家，但他对李叔同先生的艺术成就相当推崇。其言道：“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当年李叔同先生未出家前已经名满天下。他在日本留学时，于1907年，他和曾孝谷主持组织了文艺团体春枊社，演出了轰动一时的《茶花女》，开我国话剧演出之先河。李叔同剃掉心爱的胡子，扮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扮相俊美，观众惊为天人。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在《芝居》杂志上盛赞：“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由此可见其艺术造诣相当高，李叔同先生还曾创办《音乐小杂志》，这是中国第一个音乐刊物。而他的词也是相当深入人心，其《送别》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其雅淡脱俗，又委实意境深邃。其诗词壮阔处也是令人吃惊。“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这是其《祖国歌》的两句。当它发表时，立刻不胫而走，被全国各地的学校都采用教材。而李叔同先生还是中国近代广告艺术的始祖。也是人体写生教学的第一人(刘海粟先生称)。其文学艺术的影响之深广不胜言语。但如此才气风流的公子，却又抛妻别子，断然出家，实在令人难以想通。其实只要是对佛教博大精深的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对于此事自会释然而生敬佩之心。因为于不可思议、深妙不可说的佛法来讲，世间的文学艺术的造诣再高，他还是属于有漏之学，对断烦恼、证菩提、出三界、了生脱死之道并无涉及。而对于大慈大悲、无常无我涅磐寂静的心地，也非世间学问所能了知。在佛法看来审美艺术并非处于人性至善至高的境界，因为虽然审美艺术比物质享受有所升华，但还处于有为之功，根本没有达到大涅磐、大解脱、了无挂碍的观自在甚深般若，也无菩萨四摄六度万行的方便广大行。而有所依恋的文学艺术心态，根本难以达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

如此说来，李叔同先生放下万缘，看破万象而出家的心也可了知一二了！

那有何为证呢？当时李叔同先生出家以后，因为平时要与友人、弟子通信，故此“诸艺皆废，惟书法不辍。”因为李叔同先生抛弃诸种文学艺术而出家后，“为了方便接引众生，不免写些佛典笔墨赠与求者”。其在《李息翁临古法书·自序》里面说到：“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趋佛道，非无益矣。”他愿：“见我字，如见佛法。”我们知道弘一大师(李叔同出家后)自出家以来，破除各种执着，恬淡寂静一生以律法为准则，与出家前判若两人，有如苦行僧。其前半生的灯红酒绿恍若隔世。而弘一大师之所以成为律宗高僧，并非其前半生的影响，完全是因为他后半生的对于佛法的实践。因为在佛教里，高僧并不是以名气的大小、影响的深广来论定，而是以道德的圆满，修持的深度，悟道的无上、究竟来确定。故此历史上高僧辈出，但并不一定见之世间。因为出家人看破功名利禄，而在于解脱无碍，来去自如为本色，非世间人所能明白。所以作为众位高僧大德中的一位，弘一大师以佛心陶冶性情，故此其得到鲁迅先生及郭沬若的敬仰和赞叹。最后弘一大师在“悲欣交集”中圆寂，也足证其对佛法的领悟。其临终前有赠与方外之交夏丐尊与弟子刘质平(诗人)的诗偈曰：“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満，天心月圆。”又“名誉及利养，愚人所爱乐。能损善善法，如剑斩人头。”如此看来弘一大师临终在无尽的慈悲中劝导弟子。对于佛法的諄諄告诫，实是一位佛法长者的口吻。而对于友人的回答中，又可明其圆满了生脱死，无挂无碍的境界，知其实是佛法有甚深的体悟，绝非其出家前的世间学问可以比拟。不怪乎一生追随大师的弟子——大画家丰子恺在大师死后依然遵循大师意，为恢弘佛法，传扬仁爱，引人向善的护生画集的创作历尽艰辛，却无怨无悔，为佛教的精神贡献毕生精力。又梁启超笃信佛教，谭嗣同因佛教而大无畏。梁漱冥也自称是一位佛教徒……如此多实例可以表明佛教的甚深微妙，绝对不是一般否定佛教的肤浅之士所能了知，其对于佛法的粗鲁断定之词实在乃无知浅薄的表现。

一切有识之士皆应报实事求是的谦虚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佛教，以免贻笑大方。江泽民总书记对于佛法的谨慎的态度也许可以作为一般人的榜样。当他拜访某位大德高僧时，明白“以法为师”，请法师上座，而自己则陪坐一边，其谦卑的心态颇有学者风度，全然不以自己作为一个国家首要领导人的身份为念。如此道德修养也许来自于他从小受到的佛法的薰陶有关。但也许更多的是个人对于佛法的了解和洞察的深广眼光所成就吧！有何为证呢？江泽民书记曾经引用佛教对联：“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路人。”若无于佛法有所明了，焉得引出此言？当然佛法的甚深广大无碍绝非一言二语所能明了概括，但江泽民总书记的对于佛教的谦谦君子之风，实在可成为一般人的肤浅自大之无知姿态的鲜明对比！如此岂可不令人深思么？

那么于我们这些浅陋之士又岂可自大于佛教，或以片言只语的听闻佛法而自充善知识，起我慢贡高之态？

如此，综上所述，一切想有所成就的居士皆应培养谦卑有德的精神。以三宝为依皈，以正法为准绳，虚心受教勿急躁，德行自现前，成就自有时节因缘矣。切莫以少为足，自障行门，塞自悟路！

注：我们看到了《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佛教的伟大》的例子以后，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无论是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都是各个领域里面有大成就、大影响的先进人物，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对佛教的由衷的赞叹或者对佛法乃至高僧人格的肯定和佩服。而且有趣的是他们互相之间不一定肯定对方的思想观念，但却不约而同的肯定佛教。这岂不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印证佛教的有教无类的伟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