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其创制清规的因缘，是错综复杂的，不能从单方面来考虑。但至少有几个方面是必须要注意的，首先是禅宗自身的发展情况，如《禅门规式》所说：“百丈山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列别院，然于就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景德传灯录》卷六〈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大正藏》卷51，第251页上。但是，到怀海禅师时修学禅宗的徒众越来越多，禅宗的兴盛，徒众的增多，从僧团建设而言，一方面不得不从律寺中独立出来，另一方面也必须建立一套适合禅宗修学的僧团管理制度。基于这样的原因，怀海禅师“始奉其师为住持，而尊之曰：长老。如天竺之称舍利弗须菩提，以齿德俱尊也，作广堂以居其众，设两序以分其职。” (CBETA, T48, no. 2025, p. 1119, a22-b7)

其次，当时律寺的管理对禅宗的传播造成一定的限制，主要是因为在唐朝，由于官寺的设立，普遍带有浓厚的国家统治性格，须遵守各种官府颁布的法令及诵经仪式等，这对于修禅的人不尽适合。到了百丈怀海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迫切”。因此，百丈禅师在折衷佛教本有之大小乘戒律，即所谓“折衷佛律五篇七聚”、“梵檀摈治自恣举过”之法的基础上，再结合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与礼乐制度的精华，制订出一部后世所称的《百丈清规》，对佛教传统戒律和中国早期的僧制进行了一番彻底的革新，既最大限度地发扬了佛陀时代僧伽制度的民主精神，又充分适应了中国社会文化环境，所作诸种规定焕然一新，如宋僧赞宁所说：“其诸制度，与诸毗尼师一倍相翻。”因其所制与佛教戒律面目大异，尤其以农耕劳作取代乞食，甚不合佛制。怀海禅师被当时的义学沙门及律师指斥为“破戒比丘”、“魔子”。然而，此新制一出，如风伏草，天下禅宗丛林纷纷采纳。由此而言，禅宗之成为一大宗派，实应以怀海创制清规、别立禅居为始。赞宁也不得不称赞百丈怀海所制说：“虽非佛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也。”

第三，除了以上的教内因缘外，还必须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下综合考虑，才可知清规的创制实是当时佛教发展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