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目前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主要还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您如何看待人类形成的这种婚姻制度？有何好处和缺陷？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婚姻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我总是谈定义，因此，也许我们现在应该重新去思考婚姻的定义。两千年前跟现在的婚姻的定义，可能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有许多挑战。以前没有电视，所以先生、太太和小孩晚上都一起弹钢琴，那是过去对婚姻、对先生、太太的的定义。而现在的婚姻，先生太太必须以工作为生，因此有他们两个不一样的工作，他们还有两个电视，各看各的节目，这些状况自然就产生一些力量来重新定义婚姻。这是半开玩笑的：婚姻应该以这样来了解，把它想成像一个公司一样，为了经济与人力节约的原因而有一些规条；而作为一个佛教徒，我要说婚姻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夫妻之间相互给予对方自由，而不是互相限制、管束。

　　记者：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是否接受过性教育？您觉得正确的性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我没有受过性教育，不过在不丹成长——虽然由于现代化的关系她已经逐渐失去特色——在整个不丹的社会，性并不是太大的一个禁忌，这是有益的。当然我们应该给小孩子有关性方面的教育。有各种原因，当然也包括健康方面的理由，我们应该对小孩子进行性教育。可是困难的挑战是，伴随着性而来的，会有很多情绪，这是很难教导、很难学习的课程，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有性就带来会情绪上的纠葛，例如期待、假设，所有这些都会产生，比如说像失去信心的问题。由于学校不教这些东西，所以我看过一些年轻人，因此而不敢去约会，怕受到拒绝。情况严重的话，还会产生强大的自责。我们又有一些骄傲，有面子问题，没有信心，就没有面子可以失去。

　　记者：在中国，现在年轻的一代最大的问题是太随意了一些，最小的堕胎女性只有14岁。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因此刚刚我们提到必须讲因果，必须让孩子们学习因果。特别是男生，他们有责任要学习这个因果——因为你的行为会让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变得悲惨，也因为这样，你可能一辈子都会被追逐，不是被鬼追逐，而是被罪恶感追逐一生，因为你知道你影响到另外一个人。

　　记者：宗教组织办的学校您认为有何长处和短处？在您去过的世界各地的学校中，您最赞赏的学校是哪家？您欣赏它的什么？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基本上很普遍的来说，强迫一个天真无邪的人去接受某种思想都是不好的。宗教是灵性的事情，他们必须自己去追寻。我们不能强迫喂食他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不管宗教的精髓是什么，就会失去。我总是喜欢一个人为了追求真理跋山涉水、飘洋过海的这种故事，这是好的。可是如果宗教是强迫销售给你的话，这是很令人怀疑的。我们刚才也讲过，对孩童的教育，教育他们因果的关系是最理想的。现在有很多新时代或者现代另类思考的学校，我也去过一些。有一些在印度，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们教导一些从物质观点看起来毫无价值的东西，例如让小孩子学习古典音乐和舞蹈，而且教很多年，保证不会因此技能找到工作。但我认为这种教育给了孩子们特别的东西，让他们非常优雅。总之，回到这因果的教育。我们现在实在是忘记了这个。下一代的小孩会忘记，不知道在我们吃饭之前有一个叫做“烹饪”的过程。他们可能以为食物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记者：中国的教育改革存在许多困难，比如很多穷人无法享受到合乎质量的教育，学校和商业联系太紧密，教育过多注重技能培训而不是人的品格和潜力的开发，您觉得一个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教育应该教给学生一些消费社会认为完全无用的东西，比如像音乐、舞蹈、戏剧、诗词等这些东西——这些可能不会为你带来很多金钱，但可以在生命中为你带来更多优雅与优美的东西。目前，人们认为任何可以带来金钱、薪资和利润的，才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你可以看到现今社会的状况：真正给社会帮助的人，像教师、警察、护士等，他们却可能都是工资最低的一些人。举个例子说，我以前去台湾的时候，在交通高峰时期，看到有一些人在街口帮忙指挥交通，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些人是出租车司机，是自愿来帮忙引导的，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事实上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奇，如果有人说，这个世界、或我们整体的经济之所以相互结合在一起，不是因为蓝领阶级的关系，而是因为所有这些从事自愿工作的人，因为有这么多志愿者在做这么多事情，把这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可是我们对这些人却不够重视。比如说母亲怀胎九个月，事实上她们是在替这个社会做服务，这应该被视为一种工作，应该反映在GDP指数上。可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完全以经济驱动的社会里，却彻底忽略了这种事情。当我听到有工作的怀孕的人，只能有一个月的假期，简直是很不人道的事情！

　　记者：中国女性有三至四个月的产假。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那太好了！

　　记者：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富豪阶层，在他们资本积累的时期很多人都干过一些不可告人的损害他人及公众利益的事情，但他们现在作为成功人士很受追捧和尊敬，于是有些人就认为只要成功了，做过什么并不重要，那么为什么在当今的社会佛家说的因果不虚不那么容易被感知呢？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根据佛教的看法，“业”会永远跟随你，如同影子一般，如果这些富裕的人做一些好事的话，是有可能弥补或净化他们以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情。可是一般而言，我们实在是很难跟所有的人说我们不要有贪婪，虽然佛陀教导我们很久了，但这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然而，我们可以学习一种比较聪明的、具有证悟观点的“贪婪”，甚至从一个常识的观点来说，如果我们能让穷苦的人稍微富裕一点，我们更可以买更多的产品给他们。但是目前富裕的人不这样想，他们都只想到自己富裕，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什么慈善的行为，只是在讲非常实际的做生意的观念，让别人更快乐一点、更有钱一点，也许不像你这么有钱，让别人更快乐，你自己也会更快乐。目前中国这一代富裕的人，应该有责任让未来的下一代的中国人更好，所以他们应该要想到贡献一个更和谐的社会，更能永续的环境，而且更具有远见，而不要在眼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消耗殆尽。

　　对仁波切的采访占用了他难得的休息时间，好在这些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并没有使现场的空气凝结，这些可能令很多人感到困扰的问题是我们要共同去面对的，而仁波切以他的智慧让这些迷雾变得清透起来。

　　记者：有人说您是出家人，有人又说您不是，请问您是吗？藏传佛教是怎么区分出家和在家的？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在西藏地区，“律”的修持是非常衰颓的。事实上，纯粹的“律”的修行，即使在很多地区的大乘佛教里，尤其在日本，也已经衰颓了。但在缅甸与斯里兰卡，“律”的修行维系得相当完好，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已经尽最大能力保持“律”的修行，因为在21世纪要修持好的律是非常困难的。在西藏地区，由于密续的引入，虽然不是本来的意图，却也造成了更多的迷惑。在缅甸或泰国，在一个大的聚会里，如果有比丘或比丘尼在场的话，即使是国王也都要席地而坐。这就是律应该要做到的事情。但是在西藏地区，有很多高阶喇嘛或传承持有者都是结过婚的。所以从严格的律的观点来看，这一点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迷惑。可是大家要记住，在佛教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大修行者，都是所谓的在家众，甚至在大乘佛教里，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在中国，人们看重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甚于舍利弗（注：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在经中记载都不现出家人的相，但舍利弗是现出家人的相）。在中国，没什么寺庙供奉舍利弗，而到了五台山，整座山都是供奉文殊师利菩萨的。律是非常重要，几乎就是佛法的骨干。但是在家的修行者也同等重要。因为在家修行者和在家的佛法护持者，是佛法可以继续存在和兴盛的一个因素，他们与出家众有一样的贡献，也许还更重要。

　　再谈到我自己，我有一个很大的执着，我从小就不喜欢有人在背后指使我做什么，这是我从小就有的一大弱点。我的家族是属于在家众的传统的家族，会要结婚的。因为我是长子，所以有一种压力需要我结婚生子。我的前一世也是结过婚的。对我而言，我有个奇怪的想法，我认为结婚就是有个人在后面指使你。可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要剃度，所以我不是一个剃度的出家人。我等于是介于中间的状态，可是从某个观点来，这种状态对我的我执是相当好的。因为如果剃度的话，我会很骄慢。所以剃度跟结婚这两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生，可是两者也都可能随时发生。

　　记者：对于出家人来说，也需要关心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实际上，宗教的经济活动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从来就是很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您如何看待中国内地这些年兴建寺庙，寺庙也参与许多经济活动的现象？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这个问题是很确实，的确是这样。要做一个好的出家人是很困难的，我们在这儿不只是谈出离于家庭生活，当然这已经是一个大题目。我们在谈的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出离者。目前，有很多出家人事实上享有非常好的寺庙、环境等，甚至比在家人还要过头，这种状况就是伪装的精神性修持，是物质主义的精神修行。对出家人而言，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托钵乞食。我对很多佛教中心或者寺庙参与经济活动有一种混杂的感受，一方面我可以了解在现代社会可能有某些必要性，但一方面这很危险，因为可能会做得过头。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众供养的东西绝对不能浪费掉，或者拿来做错误的使用。尤其是错误的使用，特别要避免。所谓错误的使用，并不一定是指买太多香啦等等这类事情。拿去做错误的使用，是指把人们供养三宝的东西拿去作为满足自己的舒适和利益之用，这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很可能会发生。做错误的使用也是一种非常相对的状态。比如说，即使你是去买或做了一尊很大的佛像，假如你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或做的，这个也算是一种错误地使用供养。

　　记者：由于宗教场所的特殊性，寺院的经济收入不需要缴税，也缺乏监管，因此，国内经常会爆出寺院主持贪污腐化的新闻，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这个也是藏传佛教寺庙所要面对的问题。遗憾的是，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虽然政府可能不向寺庙课税，可是寺庙本身应该对僧众有透明的财务交待，事实上在佛陀时代就有这样的规矩。我很担心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希望寺庙可以多投资一点在像儿童教育或者是医疗健康这方面的工作，而不要花太多钱去放在物质的财产上面，因为这种到最后都会产生争端。

　　记者：中国很多人对慈善组织存在相当多的质疑，主要是对善款的使用方面，请问您的基金会是如何保证善款的合理使用的？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我要求的就是透明化，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要求自己这样，也要求基金会每一个人这样做。事实上，透明化对个人或者对其它人来讲都是最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在财务方面。可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依据正确的发心，如果一个人有正确的发心，所有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

　　记者：人类的财富不断在增长，尤其到了上个世纪，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尽管时不时会有经济危机的出现，好象也阻挡不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势头，

　　佛家讲“生灭”，您认为人类的财富会持续不断地这么增长吗？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个事情，我相信从个人的角度而言，会有增，也会有减。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定义富裕，我们是在谈快乐的富裕、满足的富裕、人类品质的富裕，还是我们在谈资产报表上的富裕？这些定义都不一样。理想上，人们应该将富裕定义在根基于快乐和满足上面的富裕。

　　记者：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何印象以及有何评价？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中国和印度一样，有很大的机会显示给世界上其它人——我们可以经济上变得富裕，同时还可以拯救这个地球，我希望中国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像美国这种国家，被他们既有的公共系统卡住了，所以如果他们要做的话，需要从头来过才行。但是像印度，他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做对的事情。我就是不了解为什么中国和印度非常勤奋地追随所有在西方做过的各种经济上的错误的措施。我很希望看到20年后，印度在马路上跑的公交车是以太阳能跟水发动的，而不是汽油。他们可以现在就做这件事情。我也希望20年以后在中国看到，整个国家完全不用塑胶、塑料袋，但所有的东西都很新鲜地包裹起来。这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们上月球都做到了，不是吗？我非常佩服中国的铁道系统，公众的交通系统非常好。有很多事情这两个国家可以努力。

　　记者：但是在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相信落后就会挨打，我们认为当年打我们的国家一定比我们先进，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学习那些被中国这一百年多来定义为先进的国家是怎么建设社会的，中国人这种恐惧怎么能消除？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这是一个对的问题！这就好像是有个把大便拉在裤子里面的人，在欺负那些还没有把大便拉在裤子里面的人。我们应该很得意自己还没有把大便拉在裤子里面，而且反过来教导那些把大便拉在裤子里面的人如何可以不要那样做。

　　记者：如果让您当一回未来预测学家，您认为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宗教会消亡吗？国家这种形式是否也会消亡？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我确定各种宗教都会演进转型，而且相信国家也会演进转型。

　　记者：从佛教的观点看，不能执着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但人类历史似乎又在进步，您承认人类的整体意识会越来越进化吗？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某些人对时间空间的执着的观念可能会改变，这些人会从执着于时间空间的观念里解脱出来。可是大多数的人会持续地相信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有人说您是蒋扬钦哲旺波仁波切二世的转世，也有人说您是文殊菩萨的化现，您觉得您是吗？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我连一霎那记得我是蒋扬钦哲旺波、或是蒋扬钦哲确吉罗卓的转世都没有过，至于文殊师利菩萨那就更遥不可及了。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的状况：我被自己的业力所注定了，因而陷于这两个名号之下逃不出来。我祈祷我不要——即使只有一秒钟——自认为是这两位的转世。可是有些人可能由于他们的好的业报而被加持，因而投射出来认为我是这两位的转世，这是他们的善报。对此，我会很乐意作为他们的玩具。

　　记者：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汉地很多人其实很难理解什么叫做转世。大家会觉得就像你把一个接力棒不断交给下一个人一样，但真正意义上的转世，仁波切怎么理解？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转世基本上只是一种连续的状态，例如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是一个连续的状态，既非相同，亦非不同。可是你说不了解这个迷惑，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西藏的转世的系统更让这个事情更加令人迷惑。

　　记者：对，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