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真法师:还原佛陀的淡泊刻苦生活思想--中国佛教法师开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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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真法师:还原佛陀的淡泊刻苦生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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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汉译《四阿含》里的材料,我想抓出几个问题来谈一下。

  一、佛陀为什么要强调这种淡泊刻苦的生活?一般地说,当然是为了“专精道业”,不能把心志沉溺在物质的享受上,使之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但是,除了这,我认为还有两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甲、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太艰苦了。如《长阿含》卷二说,佛在跋只国游化时,因为“彼土谷贵饥馑,乞求难得”。不能不将常随的比丘众遣散到其他的国度里去。《增一阿含》卷四十三说,有一次,因为“舍卫城谷米涌贵,乞求叵得”,随侍佛陀的一些弟子,竟自动地集合普会讲堂,讨论对策,有主张到摩竭陀国去,有主张到拘留沙国去,也有主张到拘深婆罗捺城去的。意见纷歧,乱哄哄地搅做一团。《杂阿含》卷三十二说,佛在摩竭提国游化时,有一个名叫刀师氏的聚落主,竟责难佛陀说:“今云何于饥馑世,游行人间,将诸大众千二百五十,……从城至城,从村至村,损费世间,如大雨雹!?雨已,乃是减损,非增益也!”《杂阿含》卷四十一,更说“尊者阿难,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世尊涅槃未久,时世饥馑,乞食难得”,不能不率众转移到南天竺去,当时就有三十个青少年比丘,因此而“舍戒还俗”了。

  乙、佛陀在思想上深刻地体会到劳动人民创作的辛勤和生活的艰苦,如在《增一阿含》卷六内唤醒弟子们说“受人供养,甚为不易”;情感所激,就不容不主张淡泊刻苦的生活了。因此我想佛法传入中国时,由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毕竟与佛陀住世时的印度不同,故佛法传入中国后,一般出家比丘,都不能实践印度的乞食制。到了唐朝,一些昂头天外,牢笼不住的禅宗大师,更别开生面,多数欢喜在水边林下,犁云锄月,使佛法与自己活生生的劳动打成一片,向石头土块里演唱宗乘,接引来学。这就不能不说没有它的客观原因了。

  二、佛陀虽强调淡泊刻苦的生活,但在《四阿含》里却又有很多的地方,极力排斥当时的所谓“苦行外道”,这又是什么原因?应知苦行外道,是以苦行自负的,直认苦行为“道”,或认苦行为证道的唯一途径的。佛陀主张淡泊刻苦的生活,主要是在减轻当时社会人民的负担,并借这来消磨自己贪瞋痴慢的习气,在自己本分上是应该这样做的,丝毫没有使个人可能“自负”的地方。如在《中阿含》卷二十一内,佛陀就恳切地向弟子们说:“或有一人著粪扫衣,……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或有一个常行乞食,……或复一食,过中不饮浆,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或有一人,……或止露地,或处冢间,……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淡泊刻苦的生活,固然是佛陀所倡导的;但假使弟子们认为自己能实践这种生活,就自负不凡,认为自己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因而在思想上造成“自贵贱他”的趋势,这就与佛陀原意大相违反,不能不痛加申斥,说这样做,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

  至于佛陀通常所说的“道”,主要即指“缘生无我”的真理。理解缘生,即应掌握人类社会相依共存的规律,理解无我,即应克服自私自利的恶念而使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整体的利益;所以佛陀所说的“道”不是虚玄的,而是具有其现实意义的。《中阿含》卷五十七内,说有一异学名叫箭毛的,他认为佛陀能傅得弟子的尊敬承事,常随不离,是得力于“粗衣知足”、“粗食知足”、“少食”、“粗住止床坐知足”和“宴坐”这五件事。当时佛陀就反对他这种看法,说自己能取得弟子信仰尊重、常随不离的,主要是由于自己能坚持真理,启发弟子们的智慧,帮助弟子们提高品德,使之能在生活上加强信心和力量。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佛陀是主张淡泊刻苦生活的,但决不是单纯强调这种形式,尤其是与当时的所谓“苦行外道”是有着极其严格界限的。

  三、我们还要问的,在当时佛陀个人能否贯彻自己的这种主张呢?根据许多材料,可以毫不隐讳的答复,佛陀是不能贯彻的。如《中阿含》卷十三说“世尊回顾告曰:‘阿难,汝取金镂织成衣来,我今欲与弥勒比丘。’”《杂阿含》卷四十一说“世尊告摩诃迦叶言:‘汝今已老,年耆根熟,粪扫衣重,我衣轻好’”。力劝尊者迦弃改著自己的轻好衣,不要再著粪扫衣了。至于饮食。在四《阿含》里记叙的,当佛陀来接受在家信众供养时,绝大多数都是异常丰美,几乎触处可见。又如当时佛陀所住的祗树给孤独园、竹林加兰哆园、奄婆娑梨园等地方,不但风景优秀,就是房屋也是十分漂亮的。--这些不都是佛陀不能贯彻自己主张的好证明么?

  佛陀为什么不能自己贯彻?为什么要使自己陷于矛盾?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而且应该研究的。最明显的原因,我认为:

  甲、当时佛陀及其弟子的日常物质生活,全都是仰给在家佛教信众供养的;信众既然根据个人经济情况或者感情上的信仰程度不同,把衣食住等都预先准备好了,假如没有特殊原因,佛陀也只好不加简择,遇啥吃啥,遇啥穿啥,不容再麻烦人家了。

  乙、佛陀虽强调淡泊刻苦的生活,但在自己的思想认识上,觉得还有比这更更高贵的东西;为了使信众能接近、享有这更更高贵的东西,在淡泊刻苦的生活方面,非要打些折扣不可,当然也就会毫不吝惜地打它一些折扣了。

  譬如说,比丘积蓄多余的衣服,在佛陀原来是不许可的;但《中阿含》卷二十七内,佛陀向得了“最上慧观法”的比丘说:“我说不得蓄一切衣,亦说得蓄一切衣。”为什么?“若蓄衣便增长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衣我说不得蓄;……若蓄衣便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者,如是衣我说得蓄。如衣、饮食、麻榻、村邑,亦复如是。”善法是适当的注脚,就是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衣,应不应蓄?应该从增长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上去考虑问题,不能死执成法,把自己变成一个教条主义者。不过这样做,在没有获得“最上慧观法”的比丘,是不十分容易搞得通的。

  又《增一阿含》卷二十四内,说有一个原本信仰佛陀的优婆迦尼长者,他的哥哥和姊姊,也在同一时间内接受了佛陀的法化。当时的阿阇世王,非常欢喜,给他送去了许多上上品的饮料和食物,他接到了,“便作是念:我竟不闻世尊说,夫优婆塞之法,为应食何等食?应饮何等浆?”并随即派人到佛陀那里去请示开示,佛陀也是叫他应当从增长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上去考虑问题。

  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佛陀在强调淡泊刻苦的生活上,固然有它的严肃性,同时也是具有灵活性的。佛陀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这不但不能委为佛陀的过失,相反地显示了佛陀的智慧深湛和人格伟大,因为他一切活动,都是从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出发,决不是泥执不化的教条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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