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高僧海山长老：我的回忆（七）

（珍贵的收藏本）

七

国家中兴，百业向荣

乾坤绚丽，我物同春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了，牛鬼蛇神进了监狱，真是乌云遮不住太阳，邪神终究不能战胜正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国家出现了中兴形势，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人民的信仰自由得到了宪法的保障。

一九七九年，四川省新都宝光寺开放。宝光寺负责人来信要我去支持恢复工作，我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就去了。去后，分配我管理停车场，后又派我开办素餐厅，我都无条件服从安排，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由于当时文管所同寺庙争权，矛盾激化，我不愿意卷入斗争场合，萌生离意。

一九八零年，偕同德阳市明高法师一起请假外出参学，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用了三百多元钱，考察各地宗教政策的落实情况，观察形势，咨询恢复寺院的经验。三个月之后，我们回到了宝光寺。当时成都市宗教局，当着新都统战部干部，要我去文殊院工作，去后花了一年多时间，同占据寺庙财产的文化部门多方交涉，因为当时领导对宗教政策捏拿得比较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再加上文管所与寺庙的矛盾也大，恢复工作困难重重。因此，只好听尽人事而听天命。

就在我对局势感到彷徨时，中央号召落实宗教政策彻底贯彻下来了，佛教恢复的形势也随之起了变化，正象旭日东升，因缘殊胜。这时我毅然回到近慈寺，宣传中央的宗教政策，组织僧人申请落实近慈寺的问题。近慈寺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住宿问题，原下队的僧人住房，本系旧猪圈，牛栏建成，十年风风雨雨，己经漏烂不堪，一到雨季，简直大落大漏，小落小漏，无法安身；二是吃穿问题，僧人由于缺乏劳力，种不出庄稼，吃不饱穿不暖，特别是老年僧人，无人照顾，时发疾病，医药困难，卧床呻吟，生活凄惨。我将这情况，如实向领导反映，要求先解决下队僧人住宿、吃穿等急需事宜。

后经成部市人民政府出面协调，由占据近慈寺的厂方出钱，长期负担僧人每月生活费30元，直到老死为止。同时，生产队照样供给僧人大米300斤作为口粮，也是直到圆寂。上述决定，形成文字根据，共同遵守执行。这样，现存33名僧人的生活问题算是解决了，但住宿仍成悬案。我又将实际情况原原本本向上级反映，要求批复。事后，又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出面，由公社划出四亩地，责成厂方负责人力、物力、财力，修了一四合院，半年修成，三十八人迁入新居，过上了集体生活。老弱病残者，有了照顾，僧人情绪初步得到稳定，人人高兴，齐颂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好。

然而，情况在不断变化，厂方正计划扩厂，初步规划，要把寺院彻底销毁。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积极向中央反映，要求保留汉族地区西藏式的密宗道场。通过反复周旋，不久中国佛教协会派人来调查，最后在班禅大师、赵朴初居士的努力下，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国务院宗教局指示，在成都另找一个寺院赔还，由我们自己选择寺院。我们又多次去龙泉驿考察，了解情况，决定将石经寺换近慈寺归还佛教，最后厂方付给十万元钱作为启动资金，并负责帮助搬迁。同时又逐步退还原近慈寺幸存的宗教用品和部分文物，并将公社代管的一万五千元，逐年退给近慈寺，僧人也就逐步迁去石经寺。到了石经寺后，原寺僧众仍修持密法，我一直修学显宗，对密法修持属于外行，正进退维谷时，可巧宝光寺青年僧人需要人教导，参观访问的来宾需要人接待，一九八五年我再次接受了宝光寺的邀请，又回宝光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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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
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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