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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贤法师:真唯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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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唯识量”,又称作“唯识比量”,只有二十三个字(据永明延寿禅师《三支比量义钞》),因明学(佛教逻辑)用语,是一个以佛教因明学为形,以唯识学为神,却又贯通于禅宗的佛法名相。大唐盛世,玄奘大师便以这二十三个字,纵横五印,扫荡邪知,在全印的宗教、哲学、文化领域,为大乘佛教赢得了“大乘天”、为小乘赢得了“解脱天”的双重荣誉,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的历史上,其影响都是最高的和独一无二的。

  当时的印度,还正处在佛教中观、唯识二宗交替繁荣的年代,那烂陀寺也是全世界追慕真理者求学佛法锤炼真知的圣地,玄奘大师以留学僧身份在印度学习十七年,坚忍求道,慧解超方,载功载誉,影响一时。

  在即将归国之际,发生了一则“制恶见事件”,该事件中戒日王召集了“曲女城大会”,“真唯识量”便是在那次大会上由玄奘大师写出,并产生影响的。

  唐时的印度是个联邦国家,戒日王最受尊重。印度南部有一位大婆罗门,名字称作般若毱多。他对于小乘正量部的教理敬重得很,认为大乘的唯识宗和中观不值得一提。他写了一部《破大乘论》,有七百颂。

  论中他说,这一部论,信大乘佛教的人一个字都动不了,绝对没办法改变它。随着该论的流行,很多人开始崇拜这部论著,读者越来越多,最后把这部论转给当地的国王看了。此后,该论渐渐传送至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当时的住持为戒贤论师,乃是玄奘大师的老师。他有四位弟子被公认为最优秀:海慧、智光、师子光、玄奘大师,另外三位是当地的印度同学,唯玄奘大师一人是中国留学僧。

  戒贤论师自知年事已高,若参与论战,身体不一定能允许,再加上那烂陀寺的寺务多样十分劳神,便决定让弟子们去完成这件事。而这四位弟子的反应不一样。海慧、智光和师子光三位同学反映出来的态度都不是很积极:“这部论我们也看了,但好像要动他一个字还真是有困难的”。

  从南方传来的这么一部论,居然要把那烂陀寺给难倒吗,该怎么办?这时,应该去应战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从水平方面考虑,能去迎战的人,三位反应不积极。

  玄奘大师站出来表示自己想去,他说:“第一,不是印度人,只是中国留学僧,若未取胜,也不难下台阶;第二,如果取胜,外道是让留学僧给击败的,荣誉在那烂陀寺。”大家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让玄奘大师去。

  玄奘大师在论战前做了准备。当时《破大乘论》是七百颂,玄奘大师写了一千六百颂的《制恶见论》先在寺中传开,专门针对《破大乘论》。

  制止《破大乘论》中的恶见故名《制恶见论》。这一千六百颂在那烂陀寺一经传开,大家都觉得制服外道有问题,不说要动他一个字,会把他所有的字都动掉。大家都在期待辩论到来。结果般若逑多那边听到消息不来了:即使论敌是留学生我也不来。最后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了。

  戒日王阅读了真唯识量及全部的《制恶见论》,异常高兴地说:“日光既出,则萤烛夺明;天雷振音,而槌凿绝响。”当时还有不少小国,难以形成正法方面的共识,戒日王护法情殷,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曲女城举办辩论法会:“把整个印度土地上的大国家、小国家中所有佛教、印度教、耆那等教的能人全部聚集起来,对玄奘大师的这部《制恶见论》来进行辩驳,借以宣扬佛教的正法精神。”

  玄奘大师将《制恶见论》核心的宗因喻(就是宗旨、原因、譬喻,是因明核心的三因)给书写下来,才二十三个字,这就是“真唯识量”。大师让那烂陀寺明贤法师朗读之后,挂到城门口去。若有人能予以推翻或更改一字,斩首相谢。

  法会上,来自印度的各个大小国家、各个民族、还有各个宗教信仰、各个哲学学派的人不计其数,持的语言也多种多样。据说,玄奘大师前后所使用过的语言大约是96种。这96种有正式使用的语言,也有如西域的丝绸之路上的罽宾国、楼兰等等很多国家不常用的语言,还有印度本土各小地方、小区域用语。这么多的人、这么多见解,玄奘大师一人应对,从容明畅。

  果然,直到第十八天结束,没有人能改动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也就是说,当时所有的不同立场,于真唯识量这种佛法正理的正理格局之下,都已经败北。

  戒日王坚请玄奘大师骑着宝象在整个曲女城游城。玄奘大师说:“此事不能同意,玄奘只是个留学生,是来求学的,这样招摇不合中国礼法。”

  戒日王说:“这是我们的习俗,赢得了辩论就一定得游城!”玄奘大师就只得坐在象背上游城。结束后,戒日王又从曲女城派军队和侍卫护送玄奘大师回那烂陀寺。沿着一条河向上游走,河里使用两万五千艘船,河上一万五千辆象车,就是为了护送玄奘大师一个人回寺去。

  戒日王再三祈求玄奘大师不要回国,就在印度弘扬佛法,或者不弘扬佛法而将国土割让一半给玄奘大师去治理。但大师常念怀中揣着的那捧乡土,坚辞于各种劝求。戒日王挽留不下,最后只好惜送大师回国。

  玄奘大师的“真唯识量”,如果拿到现在来翻译,我们要了解它,还是着实有些难度的。它是一个建立在因明论理框架上的道理。

  宗:真故极成色,定不离眼识;

  因: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

  喻:如眼识!

  “宗”,论题;“因”,论据;“喻”,论证;

  其中‘真故’为宗体的简别词,表示依大乘胜义立宗,与世间及小乘有别;

  ‘极成’为‘色’之简别词,表示主词‘色’为立者(立论者)与敌者(问难者)共同认许,排除其中双方不一致的成分;

  ‘定不离眼识’为宗之宾词,亦为立、敌所共承认者;

  ‘自许’(立论者自己之同意、承认)为因的简别词;

  因支‘初三摄眼所不摄故’,本为立、敌共许(共同承认、同意),单就‘真唯识量’而言,不加‘自许’亦为正因,符合因三相(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的规定。此处加‘自许’,仅为预防论敌此后可能提出之‘有法差别相违’过,并未排除因中原有的‘共许’成分;

  喻支的‘眼识’,亦为立、敌双方共许。一方面具有因支的‘能立法’,为‘初三摄眼所不摄’,他方面具有宗支的‘所立法’;

  ‘定不离眼识’(眼识不离眼识自身);

  真唯识量乃依据护法的唯识学说,而进一步论证‘境色不离识’,即客观世界不能脱离主观意识之理论。

  在一般情况下,这个比量不能成立,因为在“因”支加了“自许”。“自许”就是自已以为或自宗认为。论证的理由必须是共许的,不能以自宗的是非为是非。但在特殊情况下,这个比量则是可以成立的。其基本思想是,唯识学派主张的色(视觉对象)有两种:定不难于眼识的是“相分色”,即事物依感官而变现的影像不能离开眼识而存在;定离不离于眼识的是“本质色”,即事物的自体,非是感官所能直接感觉的。“自许初三摄,眼(眼根)所不摄故”的色是“相分色”,是定不离于眼识“本质色”的。

  “真唯识量”后来被誉为“万世立量之正轨”。唐代经会昌法难后,唐人的因明著作散佚已尽,解读真唯识量是有困难的。

  法眼宗三祖永明延寿禅师融贯禅教,他对真唯识量的解读也几乎被判定成关于此量的标准答案。他说:

  “真故極成色是有法,定不離眼識——宗。因云: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同喻——如眼識。合云:諸初三攝,眼所不攝故者,皆不離眼識。同喻——如眼識,異喻——如眼根…………夫比量有自、他、共,随其所应,各有标简。若自比量,‘自许’言简,若他比量,‘汝执’言简,若共比量,‘胜义’言简。今此‘共比量’,有所简别。‘真故’之言,表依胜义,即依四种胜义谛中,体用显现谛立。” 禅师强调了该量所示为“依胜义”。

  胜义的所见是为何物呢?真唯识量在这里所交代的,是为当时全印度宗教哲学界人士所无法质疑的 “‘物’决不可能离于‘心’的‘心物关系’”,能与见证这类“心物关系”,便是圣解。

  太虚大师曾就永明禅师融会禅教发表意见云:“分宗之极再和会教义者,则从法眼开始……至于永明延寿,更是将宗门教下大为和会……他精通唯识义,云:‘夫禅宗者,真唯识量,但入信心,便登祖位。’融贯禅教者,尤以永明为最……永明大师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恐虑不详佛语,随文生解,失于佛意,以负初心,或若因诠得旨,不作心境对治,直了佛心,又有何过”。

  太虚大师极力推崇永明禅师“禅教和会”的原因,就是因为永明禅师既能本着一切教法归宗于禅门,而又使禅门不为繁杂学理所引夺。这样的主张虽然讲究释迦如来拈花微笑的宗旨,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而又在此标准之内,可予“大立文字”,以保障“教外别传”不脱离“教内真传”,而避免误入“道外乱传”的险途。

  永明大师主张教禅合会而说“夫禅宗者,真唯识量,但入信心,便登祖位”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今时学者,既无智眼,又阙多闻,偏重遮非之词,不见圆常之理,奴郎莫辨,真伪何分。如弃海存沤,遗金拾砾,掬泡作宝,执石为珠……一向于言语上取办,意根下依通,都为能所未亡,名相不破”的原因,若能与言下会心,直取祖位,玄奘大师与永明禅师在常寂光中,必当破颜微笑!

  不过,“夫禅宗者,真唯识量,但入信心,便登祖位”,你能想得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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