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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北海禅院网站
一、人们对儒家孝道的误解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为本土各种思想及各类民间信仰对于大众意识形态的深入影响，使普遍民众形成了十分朴实而又根深蒂固的人生观。这类观念普遍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世，而给予这一世生命的只有父母，“孝道”被普遍地理解为供给父母衣食之需、延续宗嗣传承、赡养父母、为父母送终等。
春秋以后，这样的“孝亲”观念得到了方士儒生们的道义支持，并随着儒文化的主流化发展而逐渐影响了中国社会。在不断繁衍更替的中国民众中，甚至发展出“寻宰相于孝子之门”的人格标准，这是在提倡“孝道”的社会风气中酝酿而成的标志性符号。从“孝道”又发展出三纲五常人伦之道。在历史上，一种风气的形成，无论是主流的还是官方的，大多是源于文化而又逐渐异于文化。今天，这种被人们奉为圭臬的“孝道”观念，虽然其中很多已经明显脱离了儒家的道统，却仍旧享有着“儒家”的名义。
《大戴礼记.解诂》明确指出：“烹熟鲜膻，尝而进之，非孝也，养也。”又云：“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勿辱，其下报养。”仅于父母身边供养衣食，予以世间享乐，依《礼记》看来，实不能称之为“孝”，只宣称之为“养”。而人们一贯用来反对佛教剃发染衣的根据——“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也只是“孝之始也。”儒家之“孝”究竟要归向何处呢？儒家的至孝是通过完善自己的品德，谕父母以“道”。
曾子著《孝经》云：“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儒家的孝道是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品德，让自己因品德得到他人的尊敬。这种孝道，以仁爱天地万物为理想，其范畴远大于一般人们所理解的“养”。
公明仪曾经问曾子：“夫子可谓孝乎？”曾子回答：“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以道！”不仅孝敬自家父母以道，更要将此道推己及人，这才是儒家所认为的“至孝”。
这种仁爱天地万物之至孝，源于何处呢？在儒家看来，人之至孝是从一颗活泼生动、自然纯净的真心中流露出的至厚至诚的深情。如果没有这样的“真心”、“深情”，仅仅机械地在表面上对父母进行衣食受用等福报的奉养，不能称之为孝，甚至有“乡愿”之嫌疑。
孔子认为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即所谓的“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仁”。一切的礼法，只是它托寄的外表。舍本执末，丧失了道德和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甚至于假借名义以便其私，那就是“乡愿”，是“小人之儒”。这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又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他更时常警告人们：不要忘掉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食之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伟大而真挚的同情心，是孔子道德的基础。
缺乏伟大而真挚的同情心是孔子深恶痛绝的，无论是“礼”、“乐”、还是“孝”，都在孔子的批评之列。孔子批评教条的“礼”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批评肤浅的“乐”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批评机械的“孝”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现在，人们皆以为孔子的理想是“齐修治平”，而没有真正向“孔颜乐处”寻“吾与点意”的儒家之真精神。
在孔子后世从汉代至今的中国社会，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愿”却成了“社会栋梁”。孔子至大至刚“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在社会上逐渐地变成了“庸俗主义”、“教条主义”。孔子仿佛预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极力赞美狂狷，而排斥“乡愿”。
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孔子认为既然中庸不可能，则还是狂狷好。因其言行乃从各自生命真处发出，没有什么敷衍迁就。梁漱溟先生评价狂狷为“狂狷虽偏，然而却真，真的就好”。“乡愿”虽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应付得很好，貌似中规中矩，但却没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孔子说“乡愿”为“德之贼”，孟子评价“乡愿”云：“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儒家的真精神，是以“道”为尊，追求人本心中生动、自然、活泼而又至诚至善的真性情，并不是表面四平八稳、没有生命真实内涵的教条主义。
世俗误会“拘谨守规矩”为道德，误会孔孟道理“尽在伦理常纲常中”，其实那样难免落归乡愿一途，正恐是“德之贼”呢！
孝道，也同样在这个范畴内。如果只是拘泥于对父母的奉养和表面风光，而背离了以道为尊、追求至善的儒家精神，人们为“孝养”父母就会像俗儒一样钻进利禄之途。如果人们不能向自己的本心探寻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而是一味因循俗儒之“孝”，儒家的真精神会消亡，乡愿之人将遍满天下，那时可谓去“舜之道”远矣！
二、出家人以孝达道
佛教最初传入中土，社会大众便自中国传统观念出发，对“出家行为”产生片面理解，认为出家人是“不行孝道”的。这是由中印文化对于“孝道”理解之层次及深度的极大差异所造成的。
在印度，出家修行不会受到来自社会的阻力。因为印度的哲学宗教氛围浓厚，在印度传统观念中，人生分为梵行、家居、林栖、遁世四个阶段，所以到了一定年龄出尘修行是十分必要和常见的行为。因此佛陀出家在他所处的社会里并不孤独。
但是“出家修行”一进入中国，便遭到了极大的质疑和批判。因为“剃发染衣，毁弃相好”的主张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的传统观念面前，显得太过叛逆。为此佛教僧众开始了与中国主流文化漫长的融合过程。
佛教的孝亲观，在诸大律藏佛陀的直接言教，及大乘经典感人肺腑之孝亲篇章的全面指引下，至宋代才逐渐成熟并形成体系，尤以宋代明教契嵩禅师的《孝论》为标志。它因应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孝亲观，也并没有将修行之出离精神与世间孝亲之道进行对立，佛陀每每以孝道为桥梁，将孝行目标指向终极的解脱之道。
遍览佛经，佛陀以孝道自行化他的行为十分常见。世尊亦常赞叹父母恩重，难于报答，教诲四众弟子念父母恩，报父母恩！
世尊降生人间，八相成道时，欲求出家修行，最先禀告父母。父王要求其娶妻生子，继承王位，乃许出家。佛为孝道，谨遵父命。及至成佛，以身作则，非但回王宫为父王讲经，还升至忉利天为母说法。父王驾崩，佛回王宫亲为入殓、亲为举棺。世尊与阿难、难陀等抬起父王棺木，安奉于灵鹫山，大地为之震动。由此可见，对于世俗家庭，佛陀是认同责任感的，把出离心放到家庭责任感的对立面上绝不是佛陀的本怀。
可见佛无论是因中修行，或果上成佛，皆以孝道自行化他。佛陀曾为抚养自己的姨母广开方便法门，允其率五百释种女众出家，佛教终于有了比丘尼教团。佛陀为了成就目犍连尊者救母于倒悬的孝心，宣说《盂兰盆经》，为后世弟子开辟出一条孝亲的法门捷径。佛陀还讲了许多感人的孝道经典，如有名的《地藏经》、《大方便佛报恩经》等。在这些经典中，佛陀金口亲宣了深邃广大的菩提孝道。
《地藏经》中，婆罗门女在母亲死后，为使其母永离地狱等三恶趣之苦，而发广大誓言，愿度脱一切众生。其母因其广大之悲心，瞬间解脱地狱之苦。
《四十二章经》云：“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昭示孝顺父母胜于敬事天地鬼神。
在《涅槃经》中，佛陀告诉众人：之所以能够修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金刚之身，是因在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中恭敬三宝，孝养父母，今世才能感得如此殊胜的果报。经中亦云：“若有男女依母教，承顺颜色不相违，一切灾难尽消除，诸天拥护常安乐。”孝敬父母，不仅今世可以免除灾难，为天人所护念爱敬，更可为来生种下圆满佛道的因缘。
《菩萨睒子经》云：“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学。济神离苦，后得无为，皆由慈孝学道所致。”说明慈孝与学道，是成佛的基础。
《贤愚经》中佛语阿难：“出家在家，慈心孝顺供养父母，计其功德，殊胜难量。所以者何？我自忆念过去世时，慈心孝顺供养父母，乃至身肉济救父母危急之厄。以是功德，上为天帝，下为圣主，乃至成佛，三界特尊，皆由是福。”演述受人敬重者，皆由孝德所致。
南宋高僧虚堂和尚智愚认为：“天地之大，以孝之本”，“以孝为本，则感天地动鬼神“。明代禅僧永觉元贤大师，在论孝时说道：“甚矣，孝之为义大也。身非孝弗修，人非孝弗治，天地非孝弗格，鬼神非孝弗通；即无上至真等正觉，非孝亦无由致，是知世出世间之福田，实无有逾于孝者。”
世人常谓出家者遁入空门、与世隔绝、不养双亲，其实不然。有识之士略加了解，即可知出家人于父母生养之恩常怀感念，甚至以超越一般世人之孝行奉养双亲。
佛在世时，尝有比丘毕陵伽婆蹉，父母贫穷，欲以衣供养而不敢，以是白佛。世尊以是事，集诸比丘，诲云：“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从今听诸比丘，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据汉地所通用的《四分律》，僧众也可以三宝物以外的个人钱物，奉侍父母。
由此可知，出家人虽剃发染衣，却常于奉养父母之事，念念不忘。
中国历代高僧孝亲之事亦是俯仰皆是，感人肺腑；宋长芦宗赜禅师，少孤，29岁出家，深明宗要，后往长芦寺，迎母亲于方丈东室，劝令念佛求生净土，历时七年，其母念佛西逝。隋敬脱法师一头担母，一头挑经，云游四海，随缘度众；唐睦州陈尊宿禅师在黄檗禅师座下开悟，后住开元寺，自织蒲鞋，卖与路人，以所得薄财，奉养老母；南朝齐道纪法师，孝性淳深，一面奉养母亲，一面讲经说法，导俗入圣，其侍母也，衣着饮食、大小便利，必身经理，不许人兼。或有助者，师曰：“吾母也，非他之母。形骸之累并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劳人？”师之孝行，感化一方道俗信众。蕰益大师出家后因念其父早逝故，对母极其孝顺。常为殁父燃臂香、诵经、礼忏以求其超升净域，为祈母病康宁亦如是。其母因医药救治无效，曾三次切肝煎汤以挽救其母之命。
出家人之孝，毫不逊于在俗之大孝者。如此至诚至善的孝行，怎能单单以“剃发染衣”为由而予以否定呢？不仅如此，出家人的修行可谓时时不离“仁孝”之心，亦以孝心，孝行而达道。
《梵网经》云：“孝名为戒，亦名制止。”在行道的过程中，出家人的持戒行常孝道为基石。修行法门对于孝思的应用，可见于各传佛教的诸大论中。如《清净道论》云：
如果这样观察导师，宿世所行之德，依然长时为烦恼驱使，不能熄灭瞋恨，则应观察无始以来的轮回。即所谓：“诸比丘！难得有有情不是往昔的母亲，不是往昔的父亲，不是往昔的兄弟、姊妹及子女的。”于是便能对那敌人生起这样的心，这人曾是我过去世的母亲，我在她的胎内住过十月，出生后，如拿黄旃檀一样拿开我的屎尿涕唾等，不生厌恶，抱我于胸怀、负之以腰间，不辞辛劳地养育我……所以我对此人起恶意是不相应的……在关键的时候，连念佛都无法息瞋的时候，就只能念母了。
《菩提道次弟广论》云：
如是应知，修诸有情为亲属者，是为令起悦意之相。亲之究竟是为慈母，故修知母、忆念母恩、及报恩，是为引发悦意可爱，爱执有情犹如一子，此悦意慈是前三果。由此即能引发悲心。欲“与乐慈”及“拔苦悲”，因果无定。故知母等三种所缘，即是“与乐慈”及“拔苦悲”二者根本，故于此中当勤修学。又发心因，修诸有情皆为亲者，是月称论师及大德月莲花戒论师等之所宣说。
唐朝华严五祖宗密大师认为“孝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并将戒律的根本精神归宗于孝，认为“戒虽万行，以孝为宗”。孝是保障出离心的最强势的力量。行持孝道，能自然地放弃贪痴的恶心和种种烦恼，使得修行顺利进行。
故知，出家之人不但行孝道，并且以孝至道，仁孝之心须臾也未尝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