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二岁那年就在栖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清众，脸皮又很薄，刚开始时，上课听不懂，下课也不好意思问。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来往，家书写好了，没有钱买邮票，好不容易熬到学期结束，学院放假，眼看同学们提着行李回家，我也跟着他们到大雄宝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门时，家师志开上人把我喝住，骂道：「站着!回什么家!」我只得忍住稚子乍离家园，对家乡的孺慕之情，禁足闭关，有时心里好苦，可是再想想：没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愿意的，所以也就视为「当然」地接受下来。既是当然的，为什么要感觉苦呢?从栖霞律学院结业以后，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宁等名山古?参学，当时的教育不但是专制封闭，可说是无情无理。常常把地扫好了，老师不满意，就要重扫;再检查，看到几片落叶掉下来，「不行!」又得再扫一遍。饭吃饱了，纠察师过来，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撑着肚子吞下去，否则，一个耳光随即打下来，完全没有人情可讲。同学说某人故意找我麻烦，我却觉得这就是教育，老师肯教，自己才有机会成长;能成长，才有未来，所以对于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当然耳」地全盘接受。顺逆境遇皆能当然接受，天地间的光暗就都不一样了。十五岁受戒时，更是备受诸苦。一到了戒场，戒师先找戒子问话审核。第一个戒师问我：「是谁要你来受戒的?」「是老师要我来的。」「难道老师不叫你来受戒，你就不来了吗?」说罢，一连串的杨柳枝如雨点般落在头上。到了第二个戒师那里，他又问同样的问题，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于是答道：「是我自己要来的。」没想到「啪!啪!啪……」，脑门上又是一阵痛楚，「可恶?!老师没叫你来，你竟然胆敢自己跑来!」第三个戒师还是问先前的问题，这回经验丰富，所以毕恭毕敬地答道：「是我自己发心来，师父也叫我来的。」自以为这个答案应该很圆满，结果，「你这么滑头!」当然接着少不了一顿狠打。顶着一脑子的乱冒金星，来到最后一位戒师的位子前面，我没等他问话，直接就将头子伸了过去，说道：「老师慈悲，您要打，就打吧!」受戒期间，跪听开示、打骂杖责，是「当然的」训练，甚至连如厕也受到限制，一个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面抱怨牢骚，一面受完戒期。而我认为这些都是老师的大慈大悲，所以带着感恩的心情，「想当然耳」地度过了五十二个难忘的日子。　十九岁那年，我到焦山佛学院念书。记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荐我进国立教育学院读书，我兴高采烈地向家师禀告，却遭来一顿责骂：「混蛋!佛教教育都没有读好，还要到外面去受什么社会教育!」后来，虽然家师送另一名师弟去该校念书，但是我心里一点也没有不平之感，只觉得「这是当然的」!过了几年以后，师弟离开了佛教，我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家师对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将学习中的一切磨炼都视为是「当然的」过程。有「当然」的感受，是多么的美妙啊!那时，焦山佛学院的院长是雪烦和尚。在校期间，他从来没有和我讲过一句话，看到我时，也总是两只眼睛炯炯如炬地朝着我看，有人说：他老是在瞪我，我却觉得他不是恶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认为这是「当然的」──在学习阶段，自己一无所知，有什么资格要求师长对我们好呢?或许因为我对他恭敬一如，后来他说：这么多学生当中，他最欣赏的就是我。我自觉一无长才，在受宠若惊之余，细细回想往事，很庆幸自己在一开始时，就能「想当然耳」地在无情无理的教育中茁壮成长。十余年后，我邀真华法师为《觉世》撰稿「参学琐谈」，文中对于参学的道场表示很多不满的意见，其实这些人、事、地，我也通通经历过，只是那时都觉得「这是当然的」，所以未曾觉得不好，也让我在觉得「当然」中感到没有什么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十年的参学生涯瞬间即过，后来，我也从事教书工作，从小学校长到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从佛教学院教师到大专院校教授，从讲授佛学到教导国文，从教人唱诵到指导写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学生的顽强中熬炼自己的耐性与慈悲，「想当然耳」地调适自己的教学方式与授课心态，以求契理契机，如今可说是驾轻就熟。曾有人问我多年来的执教心得，我觉得学生固然应该接受，老师也必须改进，彼此都要从容忍受教中教学相长，如果能从最初的不以为然，到最后的「一切想当然耳」，这就是一种进步，就是一种成功了。　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认有理者，就不易成长。在过去，有老师耳提面命地教我，如今弟子、信徒有时也会不吝「指教」，对于这些，我都「想当然耳」地承受「教诲」，因为「吾爱尊严，但吾更爱真理」，在真理的面前，没有长幼之序，也没有尊卑之分。直到现在，我还是一直以「一切都是当然的」来自我勉励，教育徒众。弟子中曾有人问我：「您教我们要『想当然耳』地服膺真理，什么是真理呢?是现代的知识科技?是经典里的十二分教」?我觉得这些都是，但也都不是，因为真理不假外求，在自性中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必须懂得尊重与包容，否则即使是读遍千经万论，学富五车，也不过是穷人数他宝，自欺欺人，一旦境界来临，还是照样被五欲尘劳所障碍迷惑，有时甚至铸成大错，还不自知。一切「当然」，那就能心境一如，物我两忘。童年时，家境十分贫困，我的几位舅舅虽比较富裕，但也没有心力相助，我一直觉得这是「当然的」。后来我到人文荟萃的焦山念书，他们几次托我代买字画，然而却未曾给钱，我那时一贫如洗，但还是节衣缩食，将佛事?钱一点一滴地储存起来，依言代购。尽管后来母亲知道了，为我心疼不已，我还是认为给人方便、给人利用都是「当然的」。别离乡里四十载后，我才得以与家人取得联络。亲戚们这时都来函要我寄美金给他们建房子，接着，又多少次向我索取电器用品，母亲获悉后，要我不必烦心，而我始终认为给人是表示自己富有，乃「当然」之事。所以，每次回家，我不但购物送给至亲好友，即使与自己稍有关系的老师、同参、学生、乡人，我都一一资助馈赠。出家学佛，一心志在度众利生，没想到穿上袈裟事更多，从焦山佛学院离开以后，有一次还莫名其妙地捉去坐牢，差一点儿命丧刑场。尽管如此，我觉得那时生逢乱世，这些委屈冤枉都是「当然的」，因此一直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调查。唯有心中祈愿：让这些不公不平的乱世早日过去。我觉得这也是我「当然」的意愿。我在日本太平洋大饭店，与睽违四十年的老母初次相见，种种的思绪离情在一?那间全都涌上心头，我突然感受到世间上人与人，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好好坏坏，都不是对立的，而是大家的共业所成，如果要使世界获得永久的和平安乐，必须要在互相平等的原则下，包容异己，才能达成，情理兼顾，方可竟功。时局所造成的悲欢离合固然无奈，看尽世间的人情冷暖更足以勘破一切。初来台时，衣衫褴褛，饥不饱腹，既无人留单，也无人赏识。纵使别人给我诸多不便，让我难堪至极，但我都视为是「当然的」，因为他们与我非亲非故，没有理由照顾我，所以我向来没有记恨在心。一念「当然」，增功进德，其实这也是生活中的修行。「当然」!「当然」!当然要有力量承当!类似这些吃闷亏的例子可说是不一而足，我全都视为是「当然的」逆增上缘，而其他弘法时所遭遇的挫折艰难更是不胜枚举，我也都觉得是「当然的」娑婆实相，所以我不会因此就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反而以此为鉴，广结善缘，开创先机。如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不但曾先后在美国西来寺及台湾佛光山召开第十六届及第十八届会员大会，而且还公推我为荣誉会长，近年来，国际佛光会五大洲的佛光事业也在因缘具足下，「当然」地成就起来。所以，将一切视为是「当然的」，并不是畏事退缩，而是必须先认同这个世间，了解整个环境以后，从直下承担、自我改造做起，只要能坚此百忍，力争上游，必定可以超越凡尘，得其所哉!徒众常问我：「那个人这么坏，您为什么还要帮他呢?」因为我向来觉得宽以待己，严以待人不是当然的，忠厚恕道才是当然的，只要这个人对别人能有一点点好，即使于我薄情寡义，我还是想成就他。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名叫解仁保的邻居，曾经陷害家父入狱，后来一度失业，生活潦倒，母亲竟然不计前嫌，劝我乞求恩师为他觅职，我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但基于母命难违，还是遵照行事。台湾光复胜利，蒋公以德报怨，使日本人免于亡国灭种之苦，我才渐渐感到以火止火，扬汤止沸都不是当然的行为，慈悲喜舍才是人世间最「当然的」修行，最宝贵的财富。古训有云：「?之妪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在人海沉浮里，受苦受难、委屈冤枉都是「当然的」，唯有坚持信念，我们才可以随遇而安，随缘生活，随喜而作，随心而住，为自己找出通路;在这个世间上，给人欢喜，给人信心也都是「当然的」，只有抱定这种决心，我们才能够不计得失，无视荣辱，尽其在我，为所当为，一切皆「当然」耳。

  往事百语--星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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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
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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