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宏满
前 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要坚持抓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还要坚持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广东省委近期提出了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目的就是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把广东省的文化地位也相应地提高到同一高度，并从我省文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岭南风格、岭南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高广东文化大省的地位，就应当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菁华，加以继承与弘扬，尤其是继承和弘扬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思想人物，就更具有时代意义了。而“岭南葛僚”的六祖慧能，在广东文化名人当中，名扬四海，影响最为巨大。他可以说是珠江文化孕育出来的圣哲，由他创立的禅宗文化，最具岭南文化的风格与特色。他不但是禅宗的六祖，是佛教的一位大师和领袖，也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创始人，在中国和世界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以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身份，把印度佛教的禅学思想彻底改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禅宗。可见，慧能不仅是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佛教史上伟大的宗教革命家，他创立的禅宗文化，对后世禅宗、宋明理学、宋元道教、中国艺术精神和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诸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在省委倡导建设文化大省的形势下，探讨六祖禅学思想对社会文化建设的作用，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六祖禅对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六祖的创新精神对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任何一种民族、思想、文化要求得发展，就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也是人类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一种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就停滞下来而不思进步，不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那么就一定会被时代和社会所唾弃、淘汰。所以说，创新精神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突破，更是一种思想上的变革。这种突破和变革，是在继承旧有的传统上，结合时代精神，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社会历史发展和时代所需要的思想文化，必然会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包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又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进行文化创新。而六祖慧能的禅宗，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创新精神。作为中国禅宗史上开一代新风的大师，其创新禅学思想的精神，是十分有利于社会文化建设的。
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这里所指的禅，是指由六祖慧能创立的禅宗。为什么六祖创立的禅宗能代表中国佛教的特质呢？这跟六祖的创新精神不无关系。覃召文在《岭南禅文化》一书中说：“中国第一个著名佛教学者牟子是岭南人，中国禅的实际创立者慧能也是岭南人，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慧能，只有通过慧能的《坛经》，禅文化才真正变梵入华，通凡入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郭朋在《坛经校释﹒序言》里说：“慧能以前，只有禅学，并无禅宗。”洪修平、孙亦平在《慧能评传》中也说：“慧能开创的禅宗南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禅宗派别，也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它不仅发展为中国禅宗的惟一正宗，而且几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学者杨曾文也说：“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佛教格局的基本确立——到唐末五代，奉慧能为六祖的南宗逐渐发展为禅宗的主流。宋代，由于禅宗隆盛局面的形成，中国佛教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以禅宗为主体并融会其它各宗的时期。”以上这些学者对慧能创新禅宗的精神，以及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自六祖对传统禅学进行了根本性的革新之后，中国禅宗理论体系建构才算完成，标志着佛学“中国化”进程的结束。从此“禅道实岭表达于中国”（憨山大师语），再经其四十三名弟子的嗣法，形成河北临济宗，湖南沩仰宗、江西曹洞宗、广东云门宗、南京法眼宗等五个宗派。一千多年来，南禅香火缭绕不息，“举国僧徒除蒙藏喇嘛外，十九皆南宗子孙矣。”充分说明了六祖创立的禅宗为什么能代表中国佛教特质了。
从中国佛教史上看，虽然禅宗创立的时间比起天台、华严诸宗晚一些，但他所具有的影响力、生命力却是最为久远和顽强的。想想看，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身份地位，更没有社会背景的贫苦老百姓，如果没有天赋“悟性”，即《坛经》所说的“下下人有上上智”的创新精神和不懈追求的探索精神，是不可能对禅学进行一番革命性的改造的。毛泽东对慧能的这种精神推崇备至，曾经说过：“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把外来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
六祖对传统佛教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创新，其中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他提出的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即强调在肯定世法的前提下，把“佛”从可望不可及的国土拉回到了现实的人世。他那首著名的偈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中所主张的禅学思想，具体地落实在“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的实践中才有了现实的意义。在《坛经》还有说：“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佛就是由人而成，佛也就在人世，就在世俗生活之中，并不是离开人世，即世间有佛的存在。这就把不可思议的佛具体到了人生、人间，使之大众化、平民化，世俗化、人生化了。佛教不再是远离人世，只是少数人的信仰，而是人人都可以修学得到解脱的了。
这种由人生而人间的佛教思想，太虚大师把它称之为“人间佛教”。 而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出发点和归宿处，不用说，显示出一种十足的出世的宗教；但是，为了佛教的发展，他选择了与世俗生活相适应的立宗方式。所谓的世俗生活，是指普通人的行住坐卧、人伦日用，包括吃饭穿衣、屙屎拉尿、担水砍柴，乃至尊敬长者、爱护幼小等，特别强调修行学佛者首先要立足于现实的人间和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明心见性”，并于当下“顿悟成佛”达到证悟自已的本来面目。六祖肯定世俗生活的人伦日用，认为这些也是解脱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这种思想的意义不仅调和了“众生与佛”、“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槃”“在家与出家”“入世与出世”等思想矛盾，而且站在般若空的立场，指出它们之间的“不二”关系。这一创举，本质上动摇了传统佛教的根本地位。也由于禅宗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增强了其自身的应变能力。六祖入灭不久，禅僧开始自给自足，靠劳作度日，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使禅更趋平民化、世俗化。
二、六祖“自性顿悟”思想对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和心理习惯，它就可能反过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人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最大障碍，因而也就失去了指导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效用。所以，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下，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就必须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挖掘自身的潜力，积极主动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六祖的“自性顿悟”思想，对于肯定自我、超越自我，张扬个性、独立自主、觉醒人心、解放思想的作用，以及破除迷信与偶像崇拜，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了永久的生命力。这就是它历千年而不衰的魅力所在。
毛泽东生前曾言：“广东有个惠能，惠能在哲学上有很大贡献，他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到高峰，要比英国的贝克莱早1000年，你们应该看看《坛经》。”又说：“（六祖）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的跃进。”他所说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六祖的自性论思想，也就是“菩提自性，本自具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他是站在“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命的解脱就是“心”的解脱，即人心内在的解脱和超越，也就是把意识主体的能动性，转化为主观的精神自由。
自佛教传入中国的数百年内，神圣的佛菩萨始终是教徒们狂热膜拜的对象。但在六祖看来，“佛”这一字的本义即“觉悟”，归依佛也就是认识自心自性。他有力地破除了人们对“西方”的迷信和对“佛祖”的崇拜。他把佛教传说的一切佛和菩萨都视为主观精神的产物，说：“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是弥勒。”(《坛经》)认为通过意识的转变，当下即可成就佛道：“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门清净，照破六欲诸天下。三毒若除，地狱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坛经》)依据这一思想理念，六祖之后，禅宗进一步提倡“大胆怀疑”、“独立思考”，主张“离经叛道”。这些，对不断摆脱印度佛教的繁琐理论和宗教礼仪都具有重大意义。
六祖的“顿悟”学说，为禅宗确立了一条简明的思想路线，那就是要求禅僧依靠自力，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性。他把庄子消极的“心斋”、“坐忘”改造为积极的“无念”、“无住”，而把庄子要求摆脱社会束缚，过一种符合自己本性的自然生活，取得人生自由的思想发展了。庄子认为，最有意义的生活，就是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生活；为了按自然本性生活，人们必须破除仁义礼智的枷锁，克服儒家道德律令的约束。六祖从意识主体的能动性方面对庄子的“自由”思想进行改造和发展。他并不像庄子那样，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规范加以严厉批判，而是采取默认的态度。他引导禅众致力于内心反省，发掘自身能量，在主观精神的升华方面表现出既不同于儒家又不同于道家的特色。其结果，使禅朝向大机大用方面积极展开，实现在日常生活中自由自在、无为而无不为的妙用妙行，所谓“举手举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能大师碑铭》)。从这一意义上说，六祖禅确实起了觉醒人心、解放思想的作用。由六祖的主体意识发动为起点，才有后期禅宗的呵佛骂祖、毁佛谤经的“叛逆”行径。
在当今社会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六祖的这种“自性顿悟”的思想精神，符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人的价值，人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对于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六祖“平民化”禅法对全民文化建设的深刻启示
任何一种文化、思想的形成，都必须根植于社会，根植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文化或思想，才能经久不衰，具有永恒持续的生命力，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际和需要，那么必然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所以，要建构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普及全民文化知识，就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来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
六祖的“平民化”禅学思想就是在广泛吸纳的基础上，对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新，并使之从寺院走向社会，从禅者走向平民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六祖以一个普通民众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省察、批判，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所以，毛泽东1959年10月22日与班禅大师谈话时称赞六祖的《法宝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和普及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六祖的“平民化”禅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在中国文化史上，以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地位的下层老百姓，却能创造出令后世无数文化名人对之追求、敬仰，甚至是倾倒迷恋的禅宗文化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惊奇。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直到今天，不少人对之还热衷不减。为什么一个出身贫寒而又“目不识丁”的岭南老百姓，却能够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禅宗文化来呢？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下下人有上上智”，更重要的是他的主观努力和生存环境决定了他禅学思想“平民化”的形成。
一、主观努力方面，主要体现在他对“佛性”的顿悟。在他初见五祖时的一段对话，就可以看出。五祖问：“汝何方人？欲求何物？”六祖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又问：“汝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若为堪作佛？”六祖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僚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正因为他已顿悟到了“一切法不离自性”“菩提自性，本自具足”，他才敢那么大胆地、理直气壮的、充满自信的对当时已名满天下的弘忍大师说出这样一番见性的“大”话来。因为在佛性上，人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没有差别的，都可以成佛。虽然在学识上、地位上、经历上有差别，但这并不等于佛性上也有差别啊。在当时封建等级社会里，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识。所以说，六祖这种肯定自我、超越自我、独立自主的精神，有助于把人的精神从神权至上或君权至上的等级社会中解脱出来，打破等级社会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生存环境方面，六祖本身就出生于平民。六祖祖籍范阳，后因父亲被贬官流放到岭南，就做了新州百姓。自小父亲去世后，就与母亲相依为命，靠卖柴维持生计，艰难度日。到东山求法时也在礁房工作了八个月，后来又与猎人为伍，度过了十五、六年的隐居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方面煅炼了六祖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独立自主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使他对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境遇有着深刻的了解。正是有着这样的经历，六祖创立的禅法，关注的是更多人的解脱问题，尤其是和他处在同一阶层的人们的解脱问题。他的那句“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僚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的话，就是给下层人民寻求解脱给予了精神上的鼓励，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使之不再以为学佛只是贵族和富人等少数人才有的特权。他的禅法朴实、平易、简捷，适合于下层人民的信仰需要，也正是因为他的禅法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中，才受到了人民的肯定和接受，具有了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结 语
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六祖慧能禅学的现代文化意义时说：“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该学慧能，把西方的文化融解进中国来。”那么，是不是六祖的禅学只在对接受西方文化方面起到过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六祖禅学涵盖了所有的文化范畴。相应的，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六祖禅同样具有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和适用于社会文化建设的功能。所以，在提高“文化大省”的地位和社会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弘扬具有岭南特色的六祖禅文化，挖掘出六祖禅学中具有与社会文化建设相适应的内容，并把它运用到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将为我省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发挥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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