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昭慧

        十月九日起，笔者在中国大陆展开了一趟为期十二天的“学术之旅”——在天津“弘一大师圆寂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拜会上海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王雷泉教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新鹰教授、社科院佛教研究室前主任杨曾文教授、现任主任方广錩教授、副主任魏道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风雷与宣方教授，并蒙是诸学界前辈或同道之邀，在上述三个学术单位做了四场学术性的演讲，讲题有理论层面的，也有实务层面的，涵盖了佛学研究法、伦理学、戒律学、台湾佛教女性运动与台湾佛教现况等范畴。

        这次虽是学术之旅，基于佛弟子“不忍圣教衰”的心肠，最关切的其实还是大陆佛教的发展情形。尽管所见可能过于片面，不足以论断全局，但还是要以宗教人的情操与知识份子的良知，真诚地将所见所感，向读者分享如下：

简绘佛教学者群像

        在大陆拜见的几位学界前辈与同道，笔者此下依先后顺序，粗略描绘一下对他们的印象：王雷泉教授坦率直言，而且对佛教有一种“老臣谋国”的忠诚；他深知“中兴以人才为本”，所以虽然教务繁重，他仍仆仆风尘地往来于内地各佛学院，向僧众教授天台学与宗教学。从他与笔者闲谈之中，所表达对某位大陆知名文学家“风骨不足”的评价，也可看出他以一介“独立学者”，对社会现况持有一种敏锐而犀利的批判精神。

        张新鹰教授含蓄内敛，对佛教保持一种作为学界人士所应有的，谨慎而礼貌的态度，但这不代表他对佛教界没有一份深厚的关切；犹记得笔者在社科院的演讲题目是“佛教界的女性运动——理论依据、行动策略与运动实效”，他听完了具有如此强烈批判意识的演讲之后，不但不以为忤，反而语重心长地说：“今日的台湾佛教，或许就是明日的大陆佛教。”事后并来函告知笔者：“佛教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和善用的宝贵精神资源，这就是我们何以如此关心其现状及发展并愿意倾听台湾佛教界、学术界有关见解的主要原因。”

        同一研究单位中的老前辈杨曾文教授，有一种古之儒者温柔敦厚的气质，但基于学术良知，再加上山东人爽直的性格，还是会表达一些自己对佛教界的观察与评议。他对台湾的“废除八敬法运动”，就曾于五月六日莅临佛教弘誓学院公开演说之时表示：学界人士不便介入教界行事，但有“下判断”的能力。他并公开撰文，对笔者的“佛门两性平等”运动给予极高评价，并认为大势已因此形成，不可能再逆转过来。这给了笔者极大的精神鼓舞！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宣方教授，可能因为年纪较轻，在生命中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阴影，所以热情耿介，对佛教现况，更是直言无讳。据他告知：在漳州有一场佛教界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他“哪壶不开提哪壶”，竟于会上力陈“废除八敬法”之意义。他叙述此事时，对自己所碰到的无礼待遇，显然也不以为忤。我笑言：“世道人心就是如此！”在台湾，又何尝没有少数比丘尼忙着与笔者的女性运动划清界线，并向大男人比丘表态输诚呢？

知识份子的忧患意识

        总的来说，这些学者让我感佩的是：他们显然有一种作为中国知识份子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中国佛教，还是对于他们所置身其中的中国社会，都有高度的关切与爱护之情。特别是：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经局面或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已面临剧烈的变动，相对于此，中国佛教的内部，似乎还极少人意会到：他们站在这个历史的转捩点上，应该做些什么明确的思想改革或制度改革，期以复兴教运？这让护念佛教的学者不能不产生某种程度的焦虑感！但是，由于过往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学界人士对佛教曾发出些不友善也不公允的言论，所以至今佛教界倘遇到学界的批评，还是难免会有强烈的“被迫害意识”；而学者们带着前人犯错的“原罪意识”，即便是想发出一些善意的批判，话到口边也只得礼貌地强忍下来。

        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群有宏观世局之眼光的学者，假使客气地噤声了，长远来看，这会是对佛教有利的局面吗？僧侣们怕被学者诤言“刺痛”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来忠言难免逆耳，在每一人或每一团体自我修正以成长的过程之中，谁不须要“察纳雅言”以付出“被刺痛”的代价？怕痛，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退一步言，即便有些学者的批评是不公道、不如实的，佛教又何妨抱持“有则改之，无则嘉勉”的心胸来看待它们？即便是针对不实言论而加以反驳，也好过端出“僧事僧决”的帽子，或是谴责“白衣上座”，以十足的阶级意识，拿来杜人悠悠之口。即便他们竟把学界诤言，一概当作是敌意之论，也要谨记住“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古训！太过安逸而又欠缺监督的环境，对佛教长远的前途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一切归咎宗教法令？

        记得十月十九日在人民大学的那场演讲之中，宣方教授回应笔者的演讲时，问到笔者本次大陆之行，于所见所闻之中，对中国佛教的看法。笔者基于爱深责切之情，乃不敢隐讳，直抒所见的“片段观感”云：

        我昨晚在北京搭计程车时，司机先生的一席话让我感触良深！他说：“我真想参加天主教的弥撒，听听神父们讲道。到寺庙里，进门要买门票，进来之后，给你几只香，上香之后，叫你丢二十块进功德箱，也看不见有谁给我们讲讲道理，这有什么意思？”这是社会底层人民心声的一小部分缩影，佛教中人似应重视。

        也许这种爱深责切之论，实在是太过直接而毫不修饰，不小心刺到了少数爱教人士的自尊心，当场立刻有人反驳笔者：你不瞭解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事实上是受限于宗教法令，无法像台湾佛教一般挥洒自如。

        笔者当即反问：即便是受限于宗教法令，但请问：在宗教法令所容许的范围之内，佛教又尽到了全部心力吗？是的，宗教法令不容许在宗教场所以外的地方传教，但是在它所容许的寺院范围之内，为什么会出现那位司机先生这般的怨言呢？

        其次，研究宗教的人都知道：历来宗教倘真遇到政治迫害，只有更加团结，更加壮大，但佛教呢？中国过往的宗教政策容有过失，但如今对佛教大体来说还没构成“迫害”，而且颇有善意扶持的倾向，请问：我们还能把教运不振的责任，都一股脑儿怪罪于政治力的干预吗？

        再者，宗教政策容或有所不当，那么，佛教界正应努力争取其改善空间。要知道：权利是要靠自己争取来的，不会是从天上自动掉下来的。

        发言者反驳笔者云：“这会有危险！这样不安全！”

        笔者至此忍不住略带嘲弄地反问道：“是吗？你们在意的就是不危险而很安全？如果人人如此，那就不要怪罪宗教政策了。”

佛教的慧根何在？

        也有人以“衣冠上国面对边陲之邦”的高姿态告诉笔者：“未来佛教的慧根一定是在中国而不是在台湾。”

        笔者心平气和地答覆他：“我是以‘无私无我’的心态来到此地面对大家的。即使是对台湾佛教的负面现象，我也直言不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复兴佛教的艰钜工程，就更不是请客吃饭，讲些应酬的门面话，是没什么意思的！我对大陆佛教的观察，容或片面而不够周全，但我的善意则请万勿怀疑！即便大陆佛教与台湾佛教有些差异与矛盾，但那也应属‘人民内部的矛盾’，而非‘敌我的矛盾’，你毋需用如此防卫的态度来回应我。

        “我十分乐意见到大陆佛教比台湾佛教更为强大而兴盛，这不但是佛教之福，也是众生之福！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用‘宿命论’的方式，作些毫无理据的预言，那是不符合‘缘起论’的。我衷心希望你的预言成真！但未来佛教的慧根在不在中国大陆，这要看你们的努力，而不能徒托空言！而且，时不我予！司机先生的话，犹如一记警钟！我不希望看到那么一天，中国大陆已有十亿人口选择了放弃佛教，届时，你的‘未来佛教的慧根一定是在中国’之论，要等着应验也来不及了！”

宗教当局的善意态度
       
笔者是一个“佛教主体性意识”非常强烈的佛弟子，一向对佛教中人“抱住特定政党大腿”而锦上添花的作风，都表达着笔者锐利的批判态度。直至如今，对于任何政党，只要他们对佛教有不友善之举措，或是其政策有损于社会良善风俗或弱势众生，笔者一概是笔下毫不留情的。对台湾政治所抱持的态度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对那“天高皇帝远”而“管”不到笔者的共产政权呢？

        但是，容笔者说一句中国佛教僧伽可能会甚觉“刺耳”的话，在笔者所接触过的中国大陆宗教当局官员之中，已有越来越多人对佛教发出了强大的善意，并且近期还透过基层培训的方式，让地方基层的宗教官员，改变他们过往对宗教的倨傲态度，强调要正面地“帮助宗教解决困难”。

        即便是站在“政权利益”的角度以考量宗教，他们也已知道：行事正当而非暴力主义的宗教，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良善风俗的维系，苦难同胞的救护，都是具足稳定性力量的。此所以一些宗教官员，即使身为佛教的“局外人”，对于佛教也难免会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以本次的天津之行为例，笔者参加的纪念弘一大师研讨会，是由民间团体李叔同研究会主办，并由官方的河北区文化局协办的，所以笔者此行非常低调，并没有告知任何宗教当局的官员。但是不料天津市宗教局副局长孙凤年先生闻知笔者来到，不但主动安排了李仁智局长与他个人对笔者的一场邀宴，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天津大悲院安排了一场长达三个小时的座谈会，邀请天津市佛教会的领袖宝函长老、王剑非与李可家居士等，以及年轻有为的比丘智如、演龙二位法师、李莉娟居士(弘一大师孙女)到场，并请笔者谈谈台湾佛教的发展状况。他不讳言自己于年初参加佛指舍利恭迎团，来到台湾之时，看到了台湾佛教的盛况，颇有感触，很希望天津佛教界能够以现有良好的资源而开创新局。

        也告知笔者，对于园林旅游局管理寺院，纯粹当作观光胜地，他是不以为然的。他正积极争取盘山几座寺院的归属权，希望它们能改由宗教局管辖，而让僧人入驻寺中，展开教化工作。即使像孙局长这样爱护佛教的宗教官员，不能代表所有省份宗教官员的共同态度，但这无论如何总也算是官方对佛教界的一部分“缩影”吧！

献身甘作万矢的

        天津李叔同研究会会长李载道先生并不是佛教中人，甚至有着浓厚的“官方色彩”，但他更有文化人的气质。早在他还担任河北区党委书记期间，就极力促成弘一大师故居与梁启超居士故居的修复。前人艰难种树，如今树已成荫。本次梁启超故居(包括他的书斋“饮冰室”)开放前夕，我们得以在文化局安排之下先行参观了这两座古雅楼房，及其中所陈列的梁先生相关文物；明年此时，弘一大师故居亦将修复竣工而开放参观。为了修复梁先生故居，官方拆迁了九十一家住户，耗资两千万人民币。显见他们对于乡梓之中出现了“国之典范”，有着一种“与有荣焉”的深厚感情。

        这是一个缺乏“典范”的时代，只要有“典范”存焉，人们还是会油然生起“心向往之”的深情！对“献身甘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的梁启超先生是如此，对那沉吟“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的弘一大师，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是，在“风檐展书读”而孺慕古昔典范之际，这些教外朋友们，难道不会浩然太息：果真是“哲人日已远”，典型尽“在夙昔”吗？

        站在梁启超英姿飒爽的铜像之前，笔者不胜欷歔！早在民国初年，他已凛然发出“人权与女权”的谠论；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已一步步迈向男女平权之理想，不意中国佛教竟然还将男尊女卑，赋与“圣教量”的正当性，悍然抗拒着改革的力量，无视于社会的鄙夷。倘梁先生活在今日，肯定要为同样“献身甘作万矢的”的后生小子之笔者，助上一臂之力吧！ 

　　　　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尊悔楼
　　　　——摘要版刊于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