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堕胎议题上，笔者不喜用动机论来矮化任何一方，例如：将赞同堕胎一方指控为“教唆杀人”，将反对堕胎一方指控为“恐吓妇女”，这都是动机论的不良示范。作为伦理学的研究者，笔者深知，人间有许多应用伦理议题上的两难处境，两造的主张可能都出自善意，不宜一笔抹煞对方的动机。特别是在生命科技发达之后，从出生到死亡，许多原本不是问题的生命处境，如今都已成了问题，我们更难以在面对不同主张时，立刻质疑其有不良动机。

        可以这么说，堕胎的伦理议题相当复杂，堕胎的个案情境也相当多样。许多堕胎个案，情非得已，吾人“既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可也，实不宜加诸种种道德谴责。但现阶段许多人工流产个案之所以形成，却是因为对于堕胎实相欠缺瞭解，使得堕胎行为轻率为之，但待到瞭解真相之后，却又往往充满着悔恨与罪恶感，某些恫吓性的宗教说辞(如“婴灵”论)于是应运而生，大赚歪钱。

        笔者作为一介女性，特别是作为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佛门女性运动倡导者，相信与同为女性的两位作者或其他女性团体，应该有很大的观念交集，特别是在“女性身体自主权”的部分。而且对于“影片倘属伪相，则当然不宜播放”的部分，也没有太大的争议。两造之间最大的歧见在于两点：一、倘若该影片为真相，两位作者都认为，此非“正常之性教育”，不宜播放，笔者却依然肯定它有如实呈现的相对价值。二、即使赞同“女性身体自主权”，笔者都还是认为，这种权利不能无限上纲，女性身心利益与胎儿生命利益，都必须被慎重地平等考量。

        任何一种信念或意识形态推到极致，都有可能产生盲点。赞同堕胎与反对堕胎也不例外。即使出发于佛法的“护生”理念，笔者也无法完全着眼于胎儿生命利益，而无视于孕母的身心利益。难道说，当孕母与胎儿的生命只能选择其一时，我们依然要坚持“胎儿优先”吗？所以笔者并非“反堕胎基本教义派”。

        但相对而言，权利从来就不可能不受到一些制约。笔者赞同女性身体自主权，因为那是对治男性霸权意识的一记利器，然而那是在不涉及另一造弱势(胎儿)生命自主权的前提之下。毕竟处理胎儿，并不等同于处理掉一包随身垃圾；将胎儿从子宫移除，其伦理意义也绝不等同于房东将房客从住房逐出。

        既然如此，笔者不免思惟：类此攸关个人生命抉择的重大议题，我们如何能为孩子决定，哪些实相可以提供，哪些实相却必须为他们隐瞒呢？

        李佳燕医师说，这种影片“让堕胎成为一种如杀人刽子手的罪恶”，“让有堕胎经验的妇女，终生活在悔恨交加中”，“是制造与加深堕胎罪恶感的元凶”，这些指控都太沉重了。堕胎是一回事，但未必等同于职业性的“杀人刽子手”；部分高中老师放映该一影片是事实，但未必都是放给“有堕胎经验的妇女”看，反而是着眼于防患未然。“有堕胎经验的妇女”若担心看了会有罪恶感，总也可以拒看此片吧！证诸部分学生在媒体上的反应，觉得该部影片给他们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在这个街头巷尾与虚拟空间，都充斥着“性的诱惑”的社会，让孩子防患于未然，总比轻率为之而后悔恨不已，较有建设性一些吧！

        事实上，较诸“残蚀的理性”更多令人不愉快而又没有教育意义的画面，早已充斥于电影、媒体与网路。高中生更是得在生物课堂上，七手八脚做着身历其境的动物解剖，其血腥与残忍程度，较诸堕胎的远距影片犹有过之。动保界再三呼吁废除此类动物实验课程，教育界都以其“教育意义”而搪塞之。

        当然吾人不能说，因为更大之恶无法避免，因此小恶有权为之。笔者只是以此为例，指陈一桩事实，人们究竟是否真能营造出一个“只有美感”的视觉温室？这对孩子有帮助吗？我们不能因为堕胎影片给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就指责那叫作“恫吓”。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那么所有世界各地的大屠杀纪念馆、战争纪念馆都应予以封馆。反之，如果此诸纪念馆因其教育意义而应予展示，那么，同样的逻辑也可运用于堕胎影片之中。

        因此笔者认为，在堕胎议题上，孩子有权利接受“认知实相”的教育，当然他们也有权利因身心状况不宜而选择拒看，但大人却没有权利认定他们非看不可，或是认定他们不宜看、不可看、不准看。认为孩子“非看不可”，与认为孩子“非不看不可”，同样是一种对孩子“受教权”的侵犯。

          九三、四、廿七，于尊悔楼
        ——刊于九十三年四月廿九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