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狩猎是特定族群的“传统文化”，依然难窥人类社会演进之全豹。究实而言，何尝有一族群，不曾经历狩猎采集、茹毛饮血的岁月？然而“传统文化”必须与时具进，力求趋近人道精神，这是族群内部良心人士责无旁贷的事。其他族群人士一旦置喙，容易被煽动起同雠敌忾的族群情绪，卒至焦点全盘模糊。

　　任何一种杀戮，都会给有感知力的生命带来痛苦与伤害。因此，要笔者说出“赞成狩猎”的话，殊为困难。我们只能同情理解：人们受限于环境因缘，容或须要“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要求山的子民全面禁猎，就如要求海的子民全面禁渔一般，实属奢求。职是之故，笔者不会跑到渔村去抗议渔民捕鱼，也不会跑到市场去抗议肉贩卖肉，自亦不会跑到山林部落去抗议原民狩猎。

　　更何况，我们既不可能要求天下素食，则依市场供需法则，自必会有一群人从事与“杀生”相关的行业，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依佛法以观，“不杀生”之规范，我们只能“中道而行”，亦即：在有限的因缘条件之下，尽己所能以护念生灵，而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禁制杀生”。

　　然而杀戮行为在文明社会中，即使不得已而为之，总是对受戮生命抱持“哀矜而勿喜”的怜悯之心；由于杀戮易增暴戾不祥之气，因此常被谨慎地放在隐晦的处所(如刑场或屠宰场)或萧瑟的时节(如清晨或秋季)以进行之。动物保护法无法规定“不得宰杀动物”，却明文规定“不得公开宰杀动物”，原因在此。

　　“狩猎”这种杀戮行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往往因其被视作某些族群的“传统文化”，而相形淡化了它血腥的一面，甚至成了炫耀雄性暴力的“卖点”，这就令人对受戮生命“哀矜勿喜”的感觉益形钝化。此从媒体在刊载(公开射猎或宰杀野生动物的)血腥画面之时，百无避忌，可见一斑。

　　狩猎在台湾，从原民裹腹需求、祭祀需要的“传统文化”，一转而诉诸全民的旅游娱乐、商业卖点，何以如此每下愈况？原因是，杀戮行为被美化了，人们的感官被血腥画面刺激到麻木了，对受苦生命，也就少了那份“哀矜勿喜”之情！

九四、一、十九凌晨，于尊悔楼

刊于九十四年元月二十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释昭慧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