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昭慧

　　吕凯文教授回应拙作的〈人间佛陀之教的方向〉(《法光》第一八三期第四版，以下简称“向文”)，摆出事不关己的态度，声称其于一八一期的大作(简称“观文”)，只是“略述与初步评论”观净比丘书(简称“新诠”)的“书评”而已。然而“观文”少说也有一万三千字以上，全篇不但未见一句对“新诠”的“评论”，反而洋溢着热情崇拜的口吻，将“新诠”高推到了极端离谱的地步；即使是本篇“向文”，依然充斥着这类夸大“新诠”份量的语言。因此吕教授理应站稳脚根，为自己高度推崇“新诠”的说法，负起辩解的责任，断无临场退却，将辩解责任推给原作者的道理。否则将是对自己的言论，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

　　“向文”辩称，笔者应将僧团中亲问犯行的程序，用于学术评论，但笔者早已严格划定：拙着“示范”，纯是针对“观文”所述“新诠”内容(而非观净比丘全书)，而发为六点质疑。因此“向文”对笔者的要求，不啻是先行自承“观文”业已“扩大而不当”地扭曲了“新诠”的原意，所以才导致笔者无法按图索骥，正确理解观净比丘著作之内容。

　　然而若依“观文”通篇以观，“新诠”的矛头，既是对准“导师”与“中国传统佛教”，吕又声称其足以“解构”印公思想之“稳定性”，“向文”更露骨指出，那是将“南传佛教”当作“良好对照组”。试问：吕教授竟还敢声称那不叫做“强烈价值判断”吗？连菩萨圣位都必须依原始经律(而不依大乘法义)来作考察，否则就不足以“释怀”、“安心”，这样竟还敢声称不是“大乘非佛说论”吗？何必闪烁其词，玩弄“伪装中立”的文字游戏呢？

　　至于针对“接着说”、“以偏概全”、“典范转移”之三言，“向文”更是强词夺理到了极点：

　　一、“接着讲”有新儒家的使用典故，它的对照词是“照着讲”。江灿腾教授在佛教中，是第一个转用该一词汇的学者；他使用时，可严谨兼顾了出处的原意。“观文”显然完全不知出处，所以才会张飞打岳飞，“接”到离了谱。

　　“向文”虽勉强辩称，“接着讲”是指“研究课题接轨”与“国际学术接轨”，然而与印公导师“研究课题接轨”者多矣，岂必构成“接着讲”的资格？此语若可通，连陈水扁讲“四不一没有”，也可说是依江泽民的“江八点”而“接着讲”，何以故？“统独”课题有“接轨”故！依此逻辑，麦克风接到谁的手里，谁就叫作“接着讲”！

　　至于“国际学术接轨”的说词，则更属膨胀至极。好像印顺学是要仰仗观净“新诠”，才能“跨越地方教区，从区域化提升到世界化”似的，而完全无视于印顺学早已有中、英、美、德、日各国际学者，在作“跨越地方教区，从区域化提升到世界化”之研究。更且，“新诠”作者本身从未使用国际通用语言，来撰著出任何国际瞩目的论文，其“新诠”被笔者所批判的部分，吕教授也完全无能力给予回应，竟然继续将“新诠”吹捧为“新方法、新论题、新资料、新视野”、“新展望”乃至“与国际视野接轨”的旷世著作，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二、在“以偏概全”与“过度推论”方面，吕教授称“新诠”不是“全部否定”印公思想，而只是“稳定性之拆解”，这又是在操弄文字游戏。试问：自认为已“松动与解构”了印公思想的一部分(虽然依然是自我膨胀)，然后声称已然“典范转移”，这种捧“观净”而打“印顺”的手法，不是“全部否定”、“以偏概全”与“过度推论”又是什么？

　　菩萨道的价值，从来就不是建立在慧解脱阿罗汉或“法住智”的圣教量之上，“向文”大大夸张此一议题的重要性，证明他于大乘法义，实在是外行到了极点。而笔者撰一万多字以答此一小小议题，吕连内容都没看过，竟然就声称那是对该议题的“沉思与犹豫”，这简直是想像力太丰富了！退一万步言，即使有研学印公思想之一、二后学者，因学力不足，而对此一不重要的小小议题有所“沉思与犹豫”，又何足以“拆解”印公思想(缘起、性空、中道义)的稳定性，而达到“典范转移”的效果？

　　三、在“典范转移”方面，“向文”长篇累牍的说明，都与笔者的质疑风马牛不相及。他辩称“典范转移的问题一直存在”，老实说，“典范转移”当然存在，笔者也从未说它不存在，反而直指大乘佛教运动，就是一种“典范转移”。但凭观净比丘一部书，捏捏弄弄于一、二小小议题，就夹缠不清，这种“新方法”，连用来抉择声闻异说或南传异说，功力都尚且不足，更遑论是面对大乘教法！吕竟说它是“典范危机”的“转机”，甚至引观净“有助引导大东亚文化圈和平迎向世界”之言以隐指其为“转机”，这就不免令人发噱了！

　　“向文”之末，端出了“胜利增怨憎，败者增苦恼”的佛陀教示，很好！请观净比丘与吕教授牢记此颂，切勿轻启战端！否则“修理人者，人恒修理之”，到了被修理时，才端出这记免战牌，已经时不我予了！

　　刊于九十四年元月第一八四期《法光杂志》第三版